寻找网络恶棍(如何禁用Gravatar并用默认头像替换)

寻找网络恶棍

马丁·弗雷德里克松（Martin Fredriksson）在斯德哥尔摩的地下车站

我们将那些在互联网上匿名散播仇恨或进行其他恐怖活动的人称为“恶棍”。互联网恶棍令人讨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事情让人不舒服，还因为他们所呈现出的神秘性：是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卑鄙无耻？

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瑞典记者罗伯特·艾斯伯格（Robert Aschberg）与一位互联网恶棍面对面坐在斯德哥尔摩郊区一幢浅褐色公寓外的露台上，想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这个恶棍是一个安静消瘦的男人，三十多岁，穿着一件连帽上衣，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棒球帽——与艾斯伯格整洁的外套、光亮的头顶和标准的男中音形成鲜明的对比。艾斯伯格的调查团队证实这个人对一位天生手萎缩的女孩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骚扰。与女孩在网上相识后，这个恶棍对女孩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纠缠，在她的Instagram页面上关于她的手写下侮辱性留言，不断用Facebook信息对她进行攻击，甚至发邮件对她进行嘲笑。

艾斯伯格曾带着电视台工作人员到他家进行确认，但他什么都不承认。“你为你做过的事情感到后悔吗？”艾斯伯格手里拿着受害人收到的从他帐号发出的Facebook信息问道。“我什么也没写，”他说，“我没写过这样的东西。是黑客干的。”

这是艾斯伯格在电视节目Trolljägarna （寻找恶棍）中曝光互联网恶棍以来第一次遇到全盘否认的情况。通常他只要亮出自己的名字，他们就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讲出来，作为一名揭露丑闻的电视记者，这个名字数十年来揭露了无数的丑闻，如一把利剑一般，能够挖穿那些性变态、跟踪者以及腐败政客的秘密。但是今天，他遇到了对手。在十分钟毫无结果的拉锯战后，艾斯伯格结束了这次谈话。“一些有经验的人给了我一些建议，”他有些疲惫地说，“对于这类事情在网上要保持低调。”这个男人摇了摇头：“但我做不到这一点。”

“他是个说谎成性的人，”艾斯伯格后来在车中发着牢骚。但他并未对此烦恼。“寻找恶棍”的目标并不是把互联网上的每一个恶棍都清除掉。“我们要做的就是对网络上的不良行为表示愤怒，”他说，“然后引发大家对此的讨论。”

回到“寻找恶棍”办公室中，一块白板上写着艾斯伯格的日程计划。有关其他恶棍的资料用图钉在白板上钉成两行：两个少年在Instagram抵毁他们的高中同学，一个开办种族歧视网站的政客，一名男性法律系学生盗用一名女性的身份，在网上引诱另一名男性。

作为这种事情在瑞典引起共鸣的标志，一个简洁的新词被创造出来指代所有在线劣行：näthat（“网络仇恨”）。“寻找恶棍”由于在处理“网络仇恨”上过于激进，打击力度有所下降，目前正在拍摄第二季。

通常情况下，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允许对女性和少数民族进行侮辱谩骂的，也不支持有些人生来就低人一等这样的看法，更不允许恐吓威胁弱势群体。但守旧派们的仇恨情绪在互联网上死灰复燃，尤其是在乡下，这种仇恨情绪更为强烈。互联网的匿名性催生了仇恨者团体社区，他们在社区中相互交流仇恨情绪，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他们常常联合起来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而那些单独行动的恶棍则使用几十个化名将恶行影响放大。

每次想要遏制网络仇恨时都要遭遇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人们认为互联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不受约束的自由言论空间和边缘化思想空间。与网络仇恨的斗争是如此紧迫和困难，法学教授丹妮尔·席特伦（Danielle Citron）在她的新书《网络空间里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中将互联网称为“公民权利的下一个战场”。

瑞典有如此多的仇恨情绪令人吃惊。瑞典不仅是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堡垒”，还是个“数字乌托邦”，北欧人在高速网络上看电影听音乐，以此来消磨漫长的冬夜。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瑞典的互联网普及率达95%，位居世界第四。瑞典发达的科技产业创立了许多标志性品牌，例如声破天（Spotify）和《我的世界》（Minecraft），瑞典的盗版党（the Pirate Party）认为互联网是和平与繁荣的力量，并为此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但是瑞典的互联网也有它的阴暗面。

2012年出现了“Instagram 骚乱”，数百名愤怒的青少年袭击了哥德堡的一所高中，目标是在Instagram上对同学进行性诽谤的一个女孩。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互联网上每天受到各种无聊的骚扰，2013年，一部备受关注的电视专题节目对此进行报道，它以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轰动一时的千禧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龙纹身的女孩》（Men Who Net Hate Women）命名。

每天有大部分时间在网上度过的人都会遇到网络仇恨问题。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教授马丁·舒尔茨（Mårten Schultz）是《寻找恶棍》节目的客座嘉宾，他认为由于瑞典的文化和法律提倡人们各抒己见，这种问题尤为突出，他在节目中就每个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瑞典人将“网络仇恨”看作是畅所欲言所产生的令人讨厌但又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针对遏制网络攻击的法规受到了言论自由和互联网权利激进分子的坚决反对。

此外，在瑞典宽松的信息自由法令下，可以轻松获得几乎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甚至是须纳税收入。这使得在线骚扰更具侵入性。“政府公开了你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信息，”舒尔茨说，“瑞典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实在太差了。”

甚至，丰富的信息资源使网络恶棍们可以随意曝光别人的信息，使瑞典成了一个追踪者的乐园。除艾斯伯格外，一个名叫Researchgruppen或“调查团队”的自愿者调查组织通过追踪那些匿名网络恶棍留下的蛛丝马迹来揭露他们的真面目，创立了一种新的新闻形式。

在最大的一宗恶棍追踪案中，“调查团队”收集右翼公开网站Avpixlat上的评论信息，获得大量评论数据和用户信息。通过这些数据，团队成员仔细确认在Avpixlat上发表评论最多的用户，将他们的姓名交给瑞典最大的两家小报之一Expressen。

2013年11月，Expressen连续在头版公布了数十名在Avpixlat上匿名发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其他引发仇恨情绪评论的知名人物，其中包括很多有权势的右翼民主党政客和公职人员。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

瑞典民主党根植于瑞典的新纳粹运动，长久以来一直试图与它们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过去划清界线，采用一种高尚的论调宣称“保护瑞典文化”。然而，民主党的这些成员和支持者却对纳粹大屠杀表示怀疑并称穆斯林移民为“蝗虫”。许多政客和公职人员被迫辞职。

Expressen公布了一个短片，片中记录了该报社的记者作为恶棍搜寻者与Avpixlat的评论者的对质。

让网络恶棍无所遁形

马丁·弗雷德里克松是“调查团队”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它的实际领导者。三十四岁的他身材瘦长，留着短发，看上去安静沉稳，但他在推特上却是个好发脾气的人，从这可以看出他过去是个激进的反种族主义者。我在Piscatus的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弗雷德里克松，他的工作是为新闻记者提供公开档案。

Piscatus的董事会主席罗伯特·艾斯伯格认识弗雷德里克松好多年了，开玩笑说他是个优秀的调查员和新闻记者，但是“你就是不能让他呆在有家具的房间里。”弗雷德里克松的办公室极为简朴，房间里唯一的装饰是一张辣妹组合的海报。

弗雷德里克松打开电脑登录到一个局域网，这个局域网是他创建用来协调“调查团队”对Avpixlat用户的调查工作的。“调查团队”的成员通常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各自追踪自己的目标，在需要帮助时相互合作。这个团队目前有十名成员，全部都是自愿者。包括一名心理学研究生、几个新闻专业的学生、一名小学图书馆管理员、一名ＩＴ业出版物的网络作家、以及一名医院护工。小型的追踪工作通常都是在网络聊天室和维基上就可以进行。但是，分析包含三千万条评论和55000多个帐户的Avpixlat数据库则需要集中地、系统化的工作程序。局域网主页上的图片就是对这项浩大工程的调侃。两匹马把头伸进一个干草垛中。“找到什么了？”一匹马问。“什么也没找到，”另一匹马回答。

“调查团队”是在全面揭露一个特别可怕的网络恶棍是过程中创立的。那场战役开始于2005年，那时弗雷德里克松和他的好朋友马蒂亚斯·迈格（Mathias Wag）得知有一个人正匿名向政府部门请求查询迈格的公开信息。请求者的回邮信箱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邮政信箱。弗雷德里克松和迈格起初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是第二年，他们从一份监狱杂志上看到一个名叫汉普斯·赫勒坎特（Hampus Hellekant）的臭名昭著的新纳粹主义分子由于谋杀了一位社团的组织者而入狱，他使用的是同一个邮政信箱。2007年赫勒坎特释放以后，匿名信件又开始出现在瑞典新纳粹论坛和网页，并搜寻有关迈格和其他右翼人士的信息。

三年中，弗雷德里克松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调查者一起追踪赫勒坎特的每一个行踪，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他算是纳粹活动的军师，”弗雷德里克松说。他们的反情报活动不仅采用了传统的新闻技术，还使用了新型数据分析手段。而最不可思议的突破口竟是赫勒坎特在斯德哥尔摩到处非法停车的习惯。弗雷德里克松的团队从政府部门调出了停车罚单，发现车辆在某天某时的位置可以与赫勒坎特匿名发送的图像文件的ＧＰＳ元数据可以相匹配。2009年，他们将赫勒坎特出狱后的活动报道卖给了一家左翼报社，由此“调查团队”诞生了。

从那时开始，“调查团队”的成员开始对男性权利运动、瑞典警察行为和各种右翼团体进行调查。一直到他们将有关Avpixlat的调查结果公布到他们的网站上或与新成立的小型左翼组织结盟。“对外的官方说法是我们只挑选与民主与平等相关的主题，”弗雷德里克松说，“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有特殊的偏好――我们更愿意关注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在“调查团队”成立时，由于弗雷德里克松对纳粹主义者的不懈搜寻和卓越的调查天赋，艾斯伯格将他招至麾下。弗雷德里克松从一个安全性极差的移动支付平台获取了纳粹网站资助者数据。他还恰巧搞到了网络色情网站的大量付费用户记录。艾斯伯格曾在他的节目Insider中用到过这些数据，这是瑞典类似于ＮＢＣ的Dateline节目，他在节目中披露了使用公用手机购买网络色情资料的政府官员。此后，他雇用弗雷德里克松为Insider的调查员：为艾斯伯格出谋划策。目前，弗雷德里克松已不再为“寻找恶棍”节目工作，这个节目与“调查团队”也没有正式的关联。但是节目还经常使用弗雷德里克松的侦探方法来曝光它的目标。

确切的讲，弗雷德里克松应该被称为“数据新闻记者”，因为他的专长就是从大量信息中梳理出有用的数据。他游击队般的搜索信息方法就像在侦探小说中追寻连环杀手的线索一样激动人心，这个称谓对他来说稍显平和。当弗雷德里克松对某人产生了兴趣，就会着了魔般的紧抓不放。艾斯伯格不无敬佩地评价他是一种强大而罕见的力量。“他很特别，”他说，“他是那种能连续24小时不吃东西只知道工作的人。”

弗雷德里克松是瑞典有名的“64一代”，这代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计算机Commodore　64的陪伴下成长，改变了瑞典的ＩＴ产业。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纳粹运动兴起，那时他还是个朋克摇滚少年。在瑞典南部他的家乡小城，他和他的朋友经常与一帮理着平头的男人发生冲突。“我对政治很感兴趣。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想从政的话，我必须要想办法消除这些纳粹分子的威胁，”他说。他加入了颇有争议的左翼团体“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cistisk Aktion）（ＡＦＡ），这个组织赞同使用暴力对抗新纳粹主义者。

2006年，他因为在新纳粹主义者与反种族主义者的打斗中打伤了一个人而被判进行社区服务。“他说那就是我。实际上那并不是我，还好那些都过去了，”弗雷德里克松说。他最终认识到暴力是错误的，现在他的武器是信息而不是拳头。他更愿意去了解仇恨而不是催毁它，但他并不反对有人另辟蹊径。

“调查团队”对于认为新闻记者不是行动主义者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挑战：“调查团队”成员在行动上证明了这一点，很多成员都是左翼激进人士。在本世纪初，弗雷德里克松全力投入到瑞典的自由文化运动，这项运动主张废除版权法，支持盗版，并对海盗湾（Pirate Bay）的比特流（BitTorrent）追踪器的第一个版本加密。每当“调查团队”出现在新闻上时，批评者们都对左翼成员们进行抵毁，称他们为只是按照行程单办事的宣传员。但是他们的工作是一丝不敬的，他们得到的真相是无可争辩的。

“我们所做的事有目共睹，”弗雷德里克松说，“将来人们会说，‘哦，十年前你做到了。’但是我生活在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公开确凿的证据，希望我是对的。”

在这样特殊的经历背景下，他进行新闻调查有时会采用一些不道德的手段。“我喜欢翻开石头，看看下面有什么，”他说，“我喜欢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看看发生了什么。”

2013年对Avpixlat评论者的大规模曝光就是这种好奇心引发偶然结果。Avpixlat在瑞典日益壮大的右翼民粹运动中颇有影响力，这项运动是由害怕穆斯林移民和罗马移民正在毁灭这个国家的仇外思潮引发。Avpixlat网站主要散播外国移民强奸和谋杀事件，现在这些主张被兴起的自由主义组织所压制。“Avpixlat”的意思是“去像素化”，是指将模糊化处理过的图像清晰化。

起初，弗雷德里克松想要研究这个网站是如何成为“网络仇恨”的滋养地的。Avpixlat网站，尤其是无法无天的评论部分，已经成了臭名昭著的网络暴徒聚集地。“他们挑拨离间，煽动人们攻击政客和新闻记者，”阿妮卡·哈姆瑞特（Annika Hamrud）说，她是一名新闻记者，曾做过大量有关瑞典右翼的报道。一个小城的店主贴出了一张欢迎叙利亚难民来到瑞典告示，网站发布了这件事后，这个店主受到了连续不断的在线攻击。Wåg是弗雷德里克松的朋友和同事，他将Avpixlat称为“指明恶棍去哪的手指。”

弗雷德里克松的想法是创建一个Avpixlat评论数据库，以此来调查网站上网络暴徒的行动。Avpixlat采用的是广泛使用的评论平台Disqus，这个平台也是瑞典和全世界的主流公开平台。弗雷德里克松计划尽可能多地从Avpixlat和许多其他瑞典网站获取Disqus评论数据，然后将主流网站上评论者的名字与Avpixlat上的进行对比，名字的重叠程度将会表明Avpixlat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活跃程度，以及他们在“网络仇恨”蔓延中起多大的作用。

在报纸发布关于Avpixlat的报道并曝光这些有名的瑞典人的真面目时Expressen的主页

“调查团队”成员

手握确凿证据，艾斯伯格在节目中与一个网络恶棍当面对证

“寻找恶棍”的宣传海报

2005年，在瑞典林雪平（Linköping）举行的新纳粹集会

弗雷德里克松黑进了一个简单的脚本，使用Disqus的公共API（应用程序设计接口，可以使在线服务共享数据）收集Avpixlat的评论数据。在他建立数据库时，他发现了奇怪的事情。他在每个用户名称及其评论后都捕捉到加密的数据字符串。他认出这是MD5散列算法加密产生的字符串，用于加密评论者用来注册帐号的电邮地址。（关联电邮地址以提供第三记服务的Gravatar（全球通用头像））。

弗雷德里克松意识到他可以将MD5散列算法应用到已知电邮地址，然后将结果与Avpixlat数据库的散列交叉比对，找出Avpixlat上评论者的电邮地址。他用自己的Disqus帐号在Avpixlat上发表了一个评论，然后用这种方法对评论进行试验。他将自己的电邮地址加密，利用散列结果对Avpixlat的数据库进行搜索，结果他发现了自己的评论。

“就是那时，我知道我无意中发现了报纸将会极为感兴趣的东西，”他说。他在Avpixlat和其他使用Disqus的网站（包括一些美国网站，如ＣＮＮ）上进行追踪，最终得到了3千万条评论数据。他的目标已不再是对“网络恶棍”的一般调查。他要寻找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答案： Avpixlat上仇恨评论的发布者到底是谁？“这秘密已经隐藏多年了，”弗雷德里克松说，“我们就是要找出这些人，让他们无所遁形。”

要开始进行曝光Avpixlat用户的行动，“调查团队”需要一份长长的电邮地址名单，以此来与Avpixlat评论者数据库进行比对，尤其是那些有新闻价值的参与种族歧视右翼网站的人的电邮地址。瑞典宽松的公开信息法律这次又帮了大忙。“调查团队”提交了公开信息查询请求，收集到数千个议员、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电邮地址。此外，弗雷德里克松还提供了数百万个网络上流传的电邮地址。至此，“调查团队”总共汇集了2亿多个地址——是瑞典人口的20倍，然后将之与Avpixlat上55000个账号进行核对。

弗雷德里克松关于在线调查做了几场报告，他发现揭露真相比人们认为的要容易得多。“网络匿名是有可能的，但也不是无坚不催，”他说。他点开一个Avpixlat用户，这个用户曾用这个账号对穆斯林发了不少牢骚。弗雷德里克将这个用户的电邮地址输入谷歌，在本地划船俱乐部的花名册上发现了这个人的地址和全名：“这就是他。”如果仅有用户的电邮地址还不够，调查人员会深挖他们的评论，有时评论会达到数千条，从中可以找到确认他们身份的线索。

“调查团队”对于Avpixlat数据进行了十个月的辛苦调查工作，最终确认了大约6000名评论者的身份，这其中只有极少数人的名字曾被公开过。调查开始几个月后，弗雷德里克松与Expressen取得联系，这家媒体所做的关于瑞典极右派的调查性报道让他极为敬佩。最后这家报纸买下了这篇报道。

弗雷德里克松认为应该让人们认识那些散播仇恨的人。

报复

“调查团队”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分析数据库上，没有认真考虑这种曝光会产生怎样的公众反应。新闻见报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些网民将这种曝光视为对自由言论的攻击，作为报复，他们开始公开散布“调查团队”成员的地址，这种一种经常被采用的在线恐吓手段，人们称之为“doxxing”。

一天晚上，一个陌生男子来到名叫迈·温伦的“调查团队”成员的公寓，她后来不得不搬离了那间公寓。弗雷德里克松父母的住址被到处传播。有关这篇报道的道德争论越来越激烈，甚至连瑞典民主党的政敌都声称保留意见。让一些批评者感到尤为过分是的，虽然Expressen的目标多是政治人物，但其中也有普通公民，包括商人和教授。

“我对此也感到有些压力，”弗雷德里克松说。

弗雷德里克松支持“调查团队”对数据库的搜寻工作。他认为匿名如果是用来散播仇恨的话就不应该受到保护。“我想人们有合理的原因使用匿名，”他说，“互联网是个极好的东西——我就利用互联网在群众中传播文化——但是从个人角度讲，互联网被某些人滥用让我十分恼火。”现在，他仍然对Expressen曝光普通公民感到矛盾。“调查团队”将报道哪些内容的决定权交给了Expressen。如果让他来做选择，他会选择只曝光那些政客。

“如果Expressen只针对社会名人，这件事可能会更有影响力，”他说。

对“调查团队”的指责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它获得了一个新荣誉，被视为是值得信赖的新闻力量。几个月以后，“调查团队”和Expressen 因这篇报道而被“瑞典调查性记者协会”给予奖励。九月，Expressen根据数据库发表了新的系列报道，曝光了更多瑞典民主党人。其一个人将黑人称为黑猩猩，而另一个人认为穆斯林人有暴力倾向。由于这些报道，“调查团队”被提名为“期道拉新闻记者奖”（Stora Journalistpriset）的候选人，这是瑞典最有威信的新闻奖。

这篇报道是在瑞典普选前一周发表，但很显然，这对选举结果没有影响。事实上，瑞典民主党赢得了１３%的选票，是以前选举结果的二倍，成为为瑞典第三大党派。有人认为Expressen使民主党看起来像个受害者，这反而帮助了民主党。弗雷德里克松说他很高兴这件事使他们的公众形象更加接近他们心中的奋斗目标：让Avpixlat评论部分中那些丑恶的身份每天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说，好吧，我们就让人们看看这些种族主义者，而大家显然也乐意看到这一切，”他说，“这对他们是好事。”

“调查团队”现在正深入调查下一个目标，Flashback的巨大数据库，这是瑞典最大的兴趣论坛。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调查团队”成员用了六个小时研究了弗雷德里克松提供的包含100个高级军官电邮地址的名单，查看这些军官是否在该网站上发表不当言论。他只发现一个人——这个男人承认雇用妓女，但这不大可能引起他们媒体伙伴的兴趣。

曝光Flashback用户引起的争议可能会强于曝光Avpixlat的评论者。Flashback用户并不谈论对移民的憎恨（有些人会这样做），他们谈论爱情、电脑游戏、烹饪、政治、毒瘾――都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去年夏天，弗雷德里克松引发了一场网络抗议，这是因为当有人在推特上询问“调查团队”是否有该网站的数据库，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当被问道为什么时，他粗鲁地回应，“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

这则推特信息引起了大家的争议，甚至在“调查团队”内部成员的看法也不同，弗雷德里克松后来澄清，团队会只将数据库用于“网络恶棍”的调查。但是，很多Flashback用户并不买账。“调查团队”自诩“他们所拥有的能够窥探弱势人群的秘密，”杰克·沃纳说道，他是瑞典日报Metro负责网络文化的新闻记者，也是Flashback的老用户，“这样是不太道德，但很直率而有些孩子气。”安娜·特罗贝里（Anna Troberg）是瑞典盗版党的领导者，指责“调查团队”是“被宠坏了的义务警察”。

对于这个项目，弗雷德里克松没有说太多，只是说它与Avpixlat调查类似，主要调查目标是政府官员的恶行。他说Flashback用户尽可以放心，“调查团队”不会曝光个人的医疗问题。“如果他们在性、药物或健康专区发布信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他说，“如果是在Flashback的其他专区发表抵毁别人的信息，那我们就要看一看了。”

艾德里安·陈是自由撰稿人，作品曾在《纽约》、《连线》和《纽约时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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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禁用Gravatar并用默认头像替换

Gravatar头像现在是WordPress官方头像服务，用户只需用邮箱地址注册账户并添加头像图片即可在任何其它使用Gravatar头像的网站显示你的头像。这本来是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既可以让用户只需添加一次头像即可在很多网站通用，又可以让网站主节省用户头像的存储及流量开销。但是，无敌的天朝现在已经屏蔽了Gravatar头像服务，这直接导致WordPress的默认头像服务打不开，进而影响到页面加载速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禁用Gravatar头像，而用一个默认本地头像替换。以下是禁用Gravatar头像并用默认头像替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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