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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涛、黄顺铭 | 从“十字路口”到“中间地带”——英美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与正当性建构「1」(WordPress获取页面ID、名称列表函数:get_page_hierarchy)

李红涛、黄顺铭 | 从“十字路口”到“中间地带”——英美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与正当性建构「1」

内容提要传播学存在挥之不去的正当性焦虑,焦点涣散,边界模糊,这在学科碰撞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论文以媒介社会学为个案,运用“边界工作”概念,考察英美学界如何通过反思式话语实践来界定这个交叉领域,并谋求正当性。个案探讨有助于把握传播研究与社会学的互动,并从话语实践角度增进对知识生产和学科分化的理解。研究发现,英美媒介社会学从各个学科的“十字路口”踏入传播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中间地带”,其话语实践始终强调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愈发凸显“社会学敏感性”。这套话语实践为媒介社会学者在学科互动场域拓展出知识和制度空间,但也再生产了传播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强弱关系,限制着传播学的跨学科想象。

关键词媒介社会学 英美学界 话语实践 边界工作 正当性

一、引言

传播学诞生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十字路口,它“既无核心而统一的问题,亦无单一的理论或学科切入口”。尽管就院系设置、学会学刊、博士教育、学术市场等指标而言,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然高度建制化了,然而其正当性焦虑却始终挥之不去。无论是《传播学刊》于1983和2018年两度推出的“领域的骚动”专辑,还是中国大陆学界对于传播学的周期性反思,都不啻为直面这种焦虑的反思性话语实践。不管传播研究是一个学科抑或“后学科”,是跨学科领域抑或孤立的“青蛙池塘”,论者们大多承认传播学内部同时存在碎片化和超专门化两种趋势。结果就是,传播学成了“一个壮志未酬的领域(field manqué),太多样,也太分散,被拉向不同方向,难以成为一种共同的学术事业,仍不过是一块巴尔干化的、无政府状态的区域,缺乏学术连贯性”。

在克雷格(Robert Craig)看来,传播学领域之所以缺乏理论连贯性,部分原因在于其多学科源头,在各类研究传统的起点处,可同时见到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乃至数学与工程学科的身影。由于传播学是一个“问题导向”(problem-oriented)的学科,因此随着媒介环境和学术环境的不断变化,传播学的疆域与边界不断受到冲击与改写。在不同学科的激荡与碰撞中,处在交界处的交叉学科(如媒介经济学、媒介心理学和媒介人类学)和带有跨学科色彩的新兴领域(如计算传播学和媒介记忆研究)可谓是首当其冲。这些领域的实践者对于边界的意识往往更为敏感,也往往更自觉地展开反思,而“边界工作”——或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划界”——也会成为他们反思式的学术话语实践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处在传播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媒介社会学,便正是这样一个交叉领域。本文以媒介社会学为个案,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借助“边界工作”概念,探讨英美学术界如何在不同时代之中和不同论述场景之下界定“媒介社会学”,如何在学科互动场域中去勾勒疆域、划定边界,以及谋求正当性。对于媒介社会学的个案讨论,有助于把握传播学的知识状况以及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固有学科观念祛魅,发展出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跨学科想象。

媒介社会学“幅员广阔、无边无际”,牵涉到的“领域甚众,而彼此却似乎既无共同的过去,也难有共同的未来”,它“在学术世界中依然还是一个群岛,议题关怀和分析框架都呈碎片化状态”。由正当性视角观之,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美国社会学内部,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领域需要像媒介社会学这般不断地自我合理化”。在这种知识情境下,英美学界围绕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展开了活跃而丰富的话语实践。譬如,卡茨(Elihu Katz)在2008年前后重提“社会学为何抛弃传播研究?”, 接续半个世纪之前贝雷尔森和施拉姆等人关于传播学知识状况的辩论。此外,在网络社会崛起和新闻生产变革等因素的共同激荡下,近年来英美学界也涌现出大量“复兴”媒介社会学的论述。举新闻研究为例,该领域“学术成果的激增重新燃起了学界对于媒介社会学的兴趣”,这使得新闻生产的早期经典成果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而围绕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展开的知识工作,也让社会学界再一次正视将“媒介”纳入其疆域,其在制度层面上的表现则是,在美国社会学会下最终成立了“传播、信息科技与媒介社会学”分会。

因此,媒介社会学同时在以下两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理想的案例:一方面,它让我们得以在学科互动场域当中去把握传播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互动,为推进对传播学正当性的讨论提供新的理论和研究视角;另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边界工作”的理想机会。这里所谓的“边界”,并非物理“界限”,而是要经由动态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来协商与达成。这些话语实践牵涉到对于何为媒介社会学、学术渊源在何处、具有哪些特征、什么是最核心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s)、处理哪些具体的研究议题等方面所展开的论述。从话语实践角度切入,也能让我们跳出学科建制要素,从学术共同体和范式层面更实质性地把握该领域的知识状况。

本文的研究对象既非具体的媒介社会学作品,也非相应的学术实践,而是学界围绕媒介社会学展开的各种界定、回顾与论争。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使用的“媒介社会学”一词,是对应于英文表达“media sociology”的直译,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媒介社会学应该成为或已然成为了一个学科。换言之,本文并不在任何应然或实然的层面预设其学科地位,更不是对其学科地位的鼓与呼。本文聚焦于英美学界的反思式话语实践,将回答下列研究问题:(1)英美学界如何界定媒介社会学,勾勒其疆域?领域地形图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有何变化?(2)英美学界如何在学科互动场域中划定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并建构其正当性?(3)在此过程中,相关的话语实践在哪些面向上展开?这些话语实践如何锚定并重塑传播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

二、学科互动场域与边界工作

围绕媒介社会学的学术实践和话语想象是在现代“科学场域”之中展开的,因此必定会牵涉到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学科互动。作为科学的基础设施,学科并非对科学知识的天然划分,而是带有政治性,具体表现在通过“划定学术活动的疆域,配置特权与专业职责,以及组织协调对资源的争夺” ,形成“可辨识的身份认同和特殊的文化属性”。与此同时,一个学科既具有以研究实践、举证传统、修辞策略、经典作品等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结构,也具有由院系设置、博士培养体系、劳动力市场、专业学会等构成的社会结构。这两种结构共同确保了特定学科在研究主题、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宣称。

与法律和医学等实践性的专业领域相比,学术界的这类宣称往往极其松散。阿伯特(Andrew Abbott)就指出,“我们或许应该将学科视为阿米巴或变形虫,它们在多维度的学术空间中移动,向四面八方伸出伪足……与实践性的专业领域迥然不同的是,在学术性的学科领域(尤其社会科学)中,聚落之间常常彼此渗透,其程度往往超乎局外人的想象”。

这种渗透带来的结果是,不同学科或领域之间的“边界”往往不甚清晰。举社会学为例,尽管它在20世纪上半叶即已取得公认的学科地位,然而其边界在1970年前后竟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一方面,历史社会学和社科史学的各自崛起挑战着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基于现在与过去、因果与叙事的传统边界。这说明,学科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会不断分化,某些子领域甚至可能衍生出相对于母学科主导文化的反文化,在挑战学科统一性的同时,也促进跨学科的理解。另一方面,随着性别、种族、环境等社会政治议题日益凸显,社会学的边界不断扩张。在阿伯特看来,社会学围绕一系列“研究主题所构成的群岛”而建立起来,其“填隙”特性使之难以将这些新兴议题剔除出去,结果便沦为了一个“丝绸之路上的大车店”。与此同时,在社会学内部,“学术”与“应用”之间的张力迫使某些应用性领域脱离出去,自立门户。阿伯特称,刑事司法与传播学等应用性领域的崛起瓜分了社会学的“地盘”,这与卡茨等人有关“社会学为何抛弃传播研究”的争论可谓相映成趣。

在这种情况下,“划界”成为极重要的学术实践,而“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概念则有助于把握特定学科或跨学科领域的划界话语实践及其逻辑。基恩(Thomas Gieryn)从社会建构的角度,考察科学领域的划界工作如何经由日常的、实践场景下的“边界工作”而实现,用以探究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区别。“当人们在争夺、正当化或者挑战科学的认知权威以及与科学的特权地位相伴随的信誉、声望、权力以及物质资源时,便会产生边界工作”。其运作机制是“赋予科学机构(包括科学家、方法、知识库存、价值和工作组织在内)某些选定的特质,以建构社会边界,并将某些知识活动归入‘非科学’之列”。

边界工作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也是一种修辞风格,服务于扩张专业领域、垄断专业权威和物质及符号资源、保护围绕专业活动的自主权等多重目标。“垄断”“扩张”“驱逐”与“保护”正是边界工作的几种基本类型。当边界工作的对象和目标发生变化时,科学被赋予的属性也会相应变化,因此,“并不存在单一的科学…… 科学的边界含混而灵活,随历史而变,因情境而异,内部也不一致,不时爆发争论”。

基恩强调,边界工作概念同样适用于“科学界内部不同学科、专业领域或理论取向之间的意识形态划界”。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将围绕媒介社会学的话语实践置于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互动场域中,系统考察该领域的边界工作。在方法上,本文既不预设“何为媒介社会学”,也不会以特定的论述为判准,而是希望透过微观的话语实践及其学术与社会情境,把握围绕媒介社会学的话语生产和边界工作。首先,本文的讨论只聚焦于“英美媒介社会学”,不涉及以其他语言发表的论述。其次,本文对媒介社会学的话语实践作长时段的审视,资料搜集时段从1950年代延续至今。第三,分析策略大致沿“话语分析”的逻辑而展开,既关注文本材料中的“论说”,也关注言说者的身份,同时也不忘勾连至更宏大的学科环境与社会文化场景。

本文的主要材料涵盖各类提到“媒介社会学”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以及前言后记、学者自述等“副文本”,并延伸到著者的学术传记资料。对跨越半个世纪的经验材料的分析显示,并不存在单一的、长久不变的媒介社会学,它在不同的阶段的指向、内涵、疆域与边界均有所不同。在过去半个世纪,英美学术界的话语实践中浮现出了三套相对独立的媒介社会学知识谱系:(1)早期社会学取向的大众传播研究,尤其是媒介效果主导范式;(2)从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或媒介社会学,该时期如今已被神话为“黄金时代”;(3)互联网等信息传播科技的社会影响,它最终在美国社会学会内部取得了一个制度化的位置。

在这趟漫长的旅程中,媒介社会学从各个学科的“十字路口”,踏入传播学与社会学的“中间地带”。在不同时期,论者们在不同面向上展开边界工作的话语实践,在十字路口或中间地带为媒介社会学拓展空间。他们要么阐发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以将传播议题带入社会学视野,要么凸显“社会学敏感性”,以将媒介社会学和传播学相区分。这三套知识谱系虽大致前后相继,带有历时性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前两套谱系就已然消亡,它们仍活在当代论述场景之下,不断被重访、挖掘、更新与强化,彼此共存交错,共同勾勒出当代媒介社会学的基本轮廓。下面,本文将大致沿着时间线索,具体探讨不同谱系中媒介社会学边界工作的对象、目的、形式、内容,以及它们所呈现的学科互动与学术分化机制。

三、在“十字路口”“迈向大众传播社会学”

媒介社会学的第一套知识谱系对应于传播学的草创时期,源于社会学界对新兴的大众传播现象的关注,从1940年代的早期传播研究延伸到1960年代对“迈向大众传播社会学”的呼吁。早期“媒介社会学”的疆域与“大众传播研究”之间存在并行之处,这彰显了社会学在传播学的开拓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边界工作机制而言,主体是社会学家,对象是社会学界同行,旨在将大众传播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当中。而话语实践的核心线索,则是在学术价值层面上指出新兴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理解社会运行之重要性,同时在社会意义层面上强调它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

在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默顿(Robert K. Merton)1948年题为《大众传播、流行品味与组织化社会行动》的论文中,我们便能看到这套话语实践的逻辑,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激发了研究者对于大众传播的研究兴趣。这篇“哥伦比亚的批判研究”开篇即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广播、印刷媒体以及电影在社会中的角色既激发了很多人的兴趣,也引发了少数人的担忧”。与之相关的“社会关切”,主要源于“无所不在的大众传媒所具有的潜在威力”,这些强大的工具有可能被用来作恶,也有可能被利益集团用来操纵公众和施加社会控制,还有可能破坏流行文化和受众的审美趣味。从这些公众担忧出发,他们深入地检视了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从这篇文章延伸开去,类似的“忧虑”贯穿于1940年代的传播研究,构成了它们共同的底色。

在早期传播研究中,不乏社会学家的身影,但他们大多只是匆匆过客。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于1959年宣称“传播研究正在凋零”,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回应中指出,“传播研究只是一个领域,而非学科…… 它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很多人经过,却少有人停留”,譬如默顿,他在研究完凯特·史密斯的战争债券广播之后,“便转身回到社会理论的宏大构筑中去了”。

然而十年后,大洋彼岸一位社会学者却逆“潮流”而动,出版著作呼吁“迈向大众传播社会学”,他便是英国学者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他看来,大众传播社会学(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正在浮现”,尽管“发展得非常缓慢”。在此过程中,很多学科对其都有所贡献,但其自身却不具有学科地位。 不过,鉴于“大众传播是现代社会的独特特征”,“社会学家应当更严肃地对待大众传播”现象,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牵涉到“大众传播的控制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我们”这一紧迫的社会议题,而唯有“理解社会与其公共传播系统之间的关系”,才能解决该议题。麦氏认为大众传播研究既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也是“社会学中的一个研究分支”。 可见,他希望将大众传播整合到社会学视野当中,其边界工作的对象是社会学同侪,并以两种理据来正当化该新兴分支:一是大众传播带来重要的社会关切,二是大众传播研究有助于增进学术界对社会的理解,这实际上是延续着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话语实践逻辑。

麦奎尔所勾画的“大众传播社会学”轮廓与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高度重叠,但也不乏“社会学”层面的偏重。在《迈向大众传播社会学》一书中,他虽对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等文献做了综述,却直言它们“完全基于实用性的考量”,这种“基于大众社会理论、聚焦大众传播个体效果的主导视角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吸引力”。 三年后,麦氏选编《大众传播社会学读本》,刻意将媒介效果研究排除在外。他说,“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关于可经验性地测量的媒介‘效果’的知识并不能显著增进人们理解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再一次印证了前述正当化理据。此外,其选编读本的理由也与上述边界工作逻辑相呼应:“对社会学学者而言,相关文献散落各处,难以拾掇”。

麦奎尔并非唯一致力于绘制大众传播社会学地形图的人,还有另一位同道中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英国社会学者坦斯多(Jeremy Tunstall)。两人的构想颇为接近,只是后者谓之“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用以指涉那些从宽泛的社会学视角来探究大众媒介的研究,毕竟“大众媒介研究的边界非常模糊”。坦斯多编选了一本《媒介社会学读本》(1970),该书所擘画的媒介社会学疆域,从广播电视体制、电影内容和大选报道、图书和广告从业者、新闻生产过程,到国际新闻的结构、媒介暴力的效果、电视剧观众等,内容实在是相当驳杂。此外,坦氏为读本预设的目标读者是“修读与媒介相关的社会科学导论课程的学生”,这说明他针对的同样是社会学界,意欲将“媒介”纳入社会学的版图。

麦奎尔和坦斯多之所以做出上述向外探索的边界工作,既是应时代潮流而动,自然也跟他们各自在社会学场域中的学术轨迹有关。麦奎尔于1967年获得利兹大学社会研究博士,时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讲师。其博士论文题为《公众对于电视剧兴趣之影响因素》(Factors Affecting Public Interest in Television Plays),而此前曾与布鲁默(Jay Blumler)合著《政治中的电视:应用与影响》Television in Politics: Its Use and Influence(1968)。而当《媒介社会学读本》出版之时,坦斯多身为英国开放大学的资深讲师。他最初的兴趣在职业社会学,著有《渔民》(The Fishermen , 1962),随后“自然”转向对媒体职业的研究,并在编选读本之前已出版The Advertising Man(1964)和The Westminster Lobby Correspondents (1970)等著作。可以说,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学术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麦氏和坦氏对于“大众传播社会学”的倡议。

有趣的是,对于媒介社会学领域边界的勾勒,不仅见诸“倡导式”的文选或综述文章,也见诸对领域主导范式的批判文章,这显示出,它们共享着同一套领域认知与想象。其中火力最猛者,当数吉特林(Todd Gitlin)于1978年发表的《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一文。吉氏对媒介社会学的理解与坦氏相近,认为它是对于媒介或大众传播的社会学研究,因而他不加区别地交替使用“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对媒介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media)以及“大众传播社会学”(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他在文中猛烈炮轰媒介社会学领域的主导范式,亦即以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为核心的媒介效果研究传统。该主导范式试图“寻找媒介内容所产生的具体的、可测量的、短期的以及个体层面的态度与行为‘效果’,但得出的结论却是媒介在舆论形成过程中无关紧要”。其结果是,“美国的主流媒介社会学巩固并正当化了二十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富饶体制” 。

吉特林的批评未必公允,他将“媒介效果”观念大幅窄化,树立了一个稻草人做靶子,行文也带有大批判的味道。同时,我们当然不能说吉氏的檄文一举终结了主导范式,但或许可将它视为媒介社会学边界工作的一个分水岭,具有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一方面,自此以后,将大众传播社会学或者媒介社会学与整个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划等号的话语实践,随着传播研究自身的发展而逐渐消逝。这突出地表现在麦奎尔自身的学术轨迹和著述上:他于1977年赴阿姆斯特丹大学任传播学教授,随后于1983年出版了另一本概论性质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坦承,他原本是想把此书作为《迈向大众传播社会学》的续篇,然而鉴于媒介研究已不再是一个“研究分支”或者“单一的研究领域”,于是将“社会学”从书名中拿掉,径直取名为《大众传播理论导论》。截至2020年,这本教科书已不断更新至第七版,书名从第四版起变为“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打上了鲜明而深刻的个人烙印。

另一方面,吉氏对主导范式的批评暗含了针对“媒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霸权提出“批判性问题”的重要性。这既符合吉特林本人的左派立场与社会运动经验,呼应当时的时代氛围,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一种相对更为聚焦、更具批判性的媒介社会学取径,这便是我们要分析的围绕新闻生产的第二套知识谱系,而吉氏自己的著作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1980)就被学界视为该取径的经典之作。

四、“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

媒介社会学的第二套知识谱系具有明确的时空边界,空间上指向新闻组织与新闻生产,时间上指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从边界工作的角度看,经典传统中对于新闻机构与生产过程的研究更多被看作是社会学领域的自然“扩张”,相关学者也更多认同于自己的“社会学家”身份。不过,这一谱系刻意凸显与社会学功能主义正统以及传播学主导范式之间的差异,由此不仅从研究领域的角度,也从知识风格或学术立场角度,划定了媒介社会学的边界。此外,与前一个谱系不同的是,在当代的媒介场景与学术语境下,它以更为强势的方式复兴,不断强化着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神话。

1972年,《美国社会学刊》推出一个旨在反拨传播研究正统的“大众传播研究”专题,堪称这一代媒介社会学者在媒介学术舞台上的“首秀”。该专题视野相当开阔:赫希(Paul Hirsch)从制度视角分析图书出版、唱片、电影等文化产业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塔克曼(Gaye Tuchman)探讨新闻人的客观性观念,而盖卡斯(Viktor Gecas)则检视了通俗杂志的虚构作品对于攻击行为及其动机的描绘。当时,甘斯(Herbert Gans)在评论该专题时指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院派社会学中,大众传播曾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产力的领域”,而此后“它却陷入了大饥荒,毫无复苏的迹象”。相应地,当时最紧迫的研究,是要了解作为符号生产机构的大众传媒如何运转。而需要对媒体机构、内容以及受众展开研究的,“不仅包括致力于理解社会的社会学家,也包括关怀与媒介有关的社会政策的那些人士”。可见,甘斯虽努力与传播研究正统拉开距离,但促发其问题意识的缘由却与“大众传播社会学”的倡导者们颇有几分相似。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甘斯身体力行,从早期的都市社会学和社区研究转身,投身于大众传媒研究。他在1960年代后半段即完成了对全国新闻机构的第一轮民族志,尽管最终成果迟至1979年才得以出版。他还于1974年出版了《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一书。有趣的是,“大众传播研究”专题这一开放性的开端随后被日益收窄到对于新闻机构及其生产过程的关注,这便是后来所谓的“新闻生产社会学”。

对于媒介社会学这一谱系的最早勾勒,出自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评述文章《新闻生产的社会学》。他开篇即指出,“新闻生产社会学”存在一个共识性的核心观点——新闻生产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他将新闻生产研究追溯至韦伯与帕克等先驱人物,但将其正式源头定在“把关人”研究。该文主体部分聚焦于三种研究取向或视角,即政治经济视角、社会组织视角与文化视角。该文后几经修订,收录于卡伦(James Curran)等人所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的不同版本,成为构筑“媒介社会学”谱系的奠基性文献。值得指出的是,夏氏在该书第四版中将“新闻生产社会学”改为“新闻社会学” ,在新近面世的第六版中仍沿袭了这一做法。

径直将“媒介社会学”等同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看法,在有关媒介社会学的当代论述中屡见不鲜。譬如,本森(Rodney Benson)呼吁应将“媒介社会学”带回到政治传播领域之中,他其实指的是“新闻社会学” 。在论文集《重估媒介社会学》中,夏德森强调,“媒介社会学对于理解新闻媒体何为以及哪些因素在形塑新闻生产等议题,贡献甚巨” 。而在同一本文集中,裘伯(Howard Tumber)则主张通过“重访1970-1980年代社会学对新闻生产领域的贡献”,以便“重估媒介社会学” 。另外,休梅克(Pamela Shoemaker)与里斯(Stephen Reese)在著作Mediating the Messages的不同版本中,也将媒介社会学界定为对“影响媒体内容的因素”的研究,将媒介社会学的“现代”起点放在1950年代,并尊奉甘斯(Herbert Gans)等人的论著为媒介社会学之“研究范例” 。

从这些论述中浮现出来的媒介社会学的焦点,主要落在夏德森所概括的“社会组织”视角上。更重要的是,这些当代论述所展示的并不只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文献及其处理的研究议题,更是由一群社会学家参与其间的知识生产活动,它导致了新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对此,斯通贝利(Sarah Stonbely)这样评价道,“在1960至1970年代,一群社会学家闯入英美两国的新闻编辑室,围绕新闻生产展开民族志研究…… 这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刻,当时社会学家们对新闻生产兴味盎然,而这迄今仍不失为媒介社会学的试金石”。

此外,教科书或综论性著作中的论述也进一步勾勒出该“历史时刻”的特征,并罗列出典范性的作品以及相关的社会学家。譬如,休梅克与里斯就写道:“围绕战争与民权的各类社会冲突凸显出媒体再现的种种问题,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将这些再现视为纯粹的文化反映了。在1970年前后,涌现出一大批丰富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举其要者,有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盖伊·塔克曼、马克·菲什曼、托德·吉特林、爱德华·爱泼斯坦,以及哈维·莫洛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彼此熟络,互相影响,都是媒介研究的‘局外人’,来自传播领域的门墙之外,这使得他们能进一步拓展怀特和布里德颇具争议的观点与洞见。”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到,“媒体再现”首先变成一个重要的社会关切,继而才作为学术议题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这与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以及麦奎尔的论述展现出了类似的边界工作逻辑。

总体上,这些教科书或综论性著作中所枚举的代表人物及其经典作品大同小异, 不过英美之间也存在内部差异或争论。譬如,英国学者裘伯的评述文章就更加强调英国学者的贡献,从而在共识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论争或另类叙事的味道。在他列举的代表人物中,除菲什曼之外,均为英国学者,包括坦斯多、戈尔丁(Peter Golding)、埃利奥特(Philip Elliott)和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不仅如此,裘氏还将坦斯多建构为这个传统的奠基性人物,称他“对媒介生产的社会学研究的贡献最深入和最系统……其观点以及他对新闻组织与新闻业的研究在1970-1980年代的英美学术界得以延续,并进一步发展”,并最终造就了“媒介生产研究的黄金时代”。

上面这些论述既点出了经典传统的创造者、时空环境和典范式方法,也勾勒出了研究者们的“社会学家”身份,它们与“局内人”的自我刻画相互呼应。当塔克曼追忆起菲什曼、甘斯、吉特林、莫洛奇、夏德森以及她自己投身于新闻研究时的情形,她这样阐述这群人的身份认同与知识立场:

我们都是社会学家。除甘斯之外,我们的学术生涯都才刚刚开始。……我们都在一个政治辩论活跃、政治激情高涨的时期从事新闻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认同左翼政治。

我不知道其他研究者是否将政治考量带入到1970-1980年代所崛起的媒介社会学中…… 但那一整套观点或概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功能主义,而此前它不仅支配着美国的社会学,也支配着围绕把关的传播研究。这些新的理论连同当时的时代风潮一起,让我们所有人得以提出新的问题,并不可避免地导向了新的答案…… 我们虽以不同的方式研究新闻生产,但我们每个人都探索了媒介权力的不同侧面,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构造。

与众多类似论述一样,塔氏所做的并不是对媒介社会学的倡议,而是时过境迁之后对过往学术历程的“追述”。她自称“社会学家”,而媒介社会学则被默认为社会学界对一个新兴的社会与学术议题——新闻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吸纳。这里,她通过凸显左翼政治倾向和批判知识立场,开展了微妙的边界工作,将媒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以及传播研究区别开来。与之类似,里斯与休梅克则从自身所受的量化学术训练出发,坦承自己“最初之所以关注形塑媒体内容的力量,是希望藉此反拨传播研究领域过分狭隘地聚焦于媒介效果的趋势,并希望能在某些方面复兴二十世纪早期芝加哥学派的那种整体研究取向” 。

可见,无论是塔克曼,还是里斯与休梅克,都将媒介社会学视为有别于——甚至有望反拨——功能主义或者媒介效果范式的研究传统。不过,他们之间也存在认识差异。里休二氏认为,怀特的把关人研究和布里德的社会控制研究率先向传播研究中的“过程与效果传统”发难,而塔氏非但不把1970年以前的把关人研究当作媒介社会学的源头,反倒视之为她及其同代人试图反拨的“功能主义研究”之一部分。而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前者批判与回应的是传播学领域内部的正统,而后者回应的则是社会学的正统。尽管如此,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希望在正统之外建立起阿伯特所言的“世代范式”。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反拨”并非孤立的学术行动,而是传播学和社会学内部的学术思潮转换和外部的学术政治环境变化之一部分。

当然,并非所有论者都欣然接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闻生产研究乃媒介社会学黄金时代这一“共识”。譬如,雅各布斯(Ronald Jacobs)就将帕克所活跃的时代称为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而把1970年代的那一波研究看作是媒介社会学的短暂复兴,并批评这些研究“倾向于聚焦组织,不太关注大众传媒的公共本质”,难免太化约。在普利(Jefferson Pooley)和卡茨看来,虽然1970年代中后期“社会学界对新闻爆发出令人瞩目的兴趣”,但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却是它“同样急遽的衰退”:除了吉特林和夏德森被带入传播学的轨道之外,甘斯和塔克曼等人却转入其他领域,结果“无人留下来培养下一代媒介社会学者”。

即使是这一传统的重要开拓者甘斯回首其学术生涯时,也慨叹似乎不能高估这一波研究的影响。他说,“当《什么在决定新闻》终于付梓之际,其他人也完成了他们的民族志研究。可不幸的是,我们以及同时期其他人的新闻媒体研究并未激发出(社会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的新兴趣。虽然新闻记者仍在撰写有关新闻媒体的著作,却不见美国的社会学家就当今的新闻媒介出版民族志著作”。有趣的是,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初版三十年之后,仍在以“社会学家”的身份来定位“媒介社会学”,其对话对象仍是在指向社会学界,并对其忽视媒介深表遗憾,这再度证明了将媒介议题纳入社会学疆域的边界工作逻辑。倘若将目光转向新闻传播学界,我们会发现甘斯及其同代人的某些著作其实极具影响力。翟利泽(Barbie Zelizer)就强调,建基于新闻民族志一系列重要作品之上的社会学传统,“历史性地构成了从学术角度探究新闻业运作机制的默认选项,并且迄今为止仍然占据着这一位置”。过去二十年间,新闻业和新闻生产环境急遽变化,新闻研究也日趋制度化。在有关“第二波”新闻室民族志的种种呼吁中,这些著作不断被重访、唤起、再发掘,引为理解当下新闻生产与媒体转型的资源,并出版了一大批有关数字新闻的研究专著。这一切都在更新与强化媒介社会学的这一谱系,续写着“黄金时代”的神话。

五、中间地带知识和制度边界

当代有关媒介社会学的讨论呈现出一幅相当驳杂的景象。一方面,很多研究者重访经典时,仍将媒介社会学等同于新闻生产社会学。另一方面,在某些综述或概览性论著中,研究者则在高度泛化的意义上使用“媒介社会学”一词。此外,互联网的社会影响成为社会学家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并被视为媒介社会学“复兴”的希望。其间所牵涉到的边界工作话语实践,再度凸显出“社会问题引发学术兴趣”的逻辑,与数十年前第一代媒介社会学者的关怀遥相呼应。在传播学与社会学的“中间地带”,论者依靠对“社会学的敏感性”(sociological sensibility)的强调,以期划出媒介社会学与传播学的知识和制度边界。对于媒介社会学的当代讨论之所以驳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媒介”的外延不再局限于新闻媒体机构。为此,布里恩扎(Casey Brienza)与雷弗尔斯(Matthias Revers)便主张要扩展“媒介”之边界,以“涵盖……一切中介化大众传播形态”。除媒介形态之外,媒介社会学所处理的“议题”也扩展到了新闻机构及其生产之外。举韦斯伯(Silvio Waisbord)主编的《重估媒介社会学》为例,他将此书内容辟为“媒介、制度与政治”“媒介产业与受众”“媒介再现”以及“数字技术、自我与社会”四部分,书中所触及的研究对象和经验领域涵盖了政治传播、新闻生产、受众研究、媒体产业、媒体再现、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种族研究,以及中介化人际传播等,恍然间让人回想起四十年前坦斯多所勾勒的媒介社会学疆域。

然而,倘若认为媒介社会学处理一切媒介形态与议题,那就意味着其研究对象与“媒介研究”相重叠。在传播学已成为独立学科并构成学科互动场域之中一个显著的“他者”之前提下,应如何区分媒介社会学与媒介研究呢?少数论者强调研究者的身份或发表平台,而更多人则是从内容或研究风格入手,通过强调社会学视角或“社会学敏感性”,将媒介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相区分。布里恩扎与雷弗尔斯认为,媒介社会学区别于媒介与传播研究之处在于,它不满足于就媒介谈媒介,而是“将媒介生产、传播/话语和消费与重要的社会学议题相关联”。

韦斯伯也循着类似的思路来界定媒介社会学并开展边界工作。在他看来,媒介社会学“从经典和当代的社会学问题与方法出发来研究媒介过程与现象…… 致力于通过探究媒介,增进对‘社会如何运转’这一问题的理解。…… 媒介社会学建基于如下假定:分析‘媒介’之复杂性与多维性对于理解社会的基本面至关重要,而社会学理论则为分析媒介过程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问题和概念框架。”在此,韦氏做了双重边界工作:一方面,他强调媒介对于理解“社会如何运转”的重要性,将传播议题建构为正当的社会学研究对象,以期改变“媒介社会学在社会学中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他强调社会学理论、问题与方法对于传播学的重要性。他进一步将媒介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区分落实在“社会学敏感性”或“社会学的想象力”上,即“把对传媒产业、文本及受众的分析与社会分层、秩序、集体身份认同、社会性、制度、支配/控制、人类能动性等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倘若不将社会学带进来,或许就没法凸显有关资本主义、历史、权力、不平等、控制、制度、自主性、能动性等诸多问题”。

社会学与传播学这两大学科及其所构成的互动场域,成为“界定”并“定位”媒介社会学时必须要面对的首要学术情境,这一点也透过研究者的身份认同体现出来。与前两个谱系基本上围绕“社会学家”建立认同有所不同,传播学的制度化让“媒介社会学者”的学科归属与认同更加多元化。普利与卡茨在言及媒介社会学的现状时,就曾触及了研究者的若干种身份:“供职于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家拿出了不少相当重要的著作…… 但相较于传统的社会学系,仍然还是夏德森、卡茨、本森等流亡在外的社会学家(sociologists-in-exile)和已故的蒂莫西·库克、哈林、罗伯特·恩特曼、兰斯·本内特等非社会学家(non-sociologists)生产出了更多的媒介社会学作品。” 除夏德森、卡茨与本森之外,韦斯伯也以“栖身于媒介研究领域的社会学流亡者(sociological refugee)”自居,慨叹“社会学虽是我的智识母舰,却非我的学术家园”。他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拿到社会学博士以后,辗转于多所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而正是这种与社会学的“制度性的距离”,令他心生“流亡者”之情愫。 我们发现,在媒介社会学的当代论述中,有一条核心线索围绕的是互联网的社会影响,这既反映了社会学向新的社会与学术议题的再度“扩张”,也折射出社会学在此过程中与传播学中新媒体研究领域的碰撞。普利与卡茨曾将媒介社会学的复兴前景冀望于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文化吸引足够多的社会学家”,并认为“在没有明确(学科)管辖权主张的前提下,一个与科学/技术研究相交汇的跨学科互联网研究领域已经繁荣发展起来,社会学家在其中异常活跃”。他们所谓的“复兴”,基本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对互联网的社会学研究的推进,二是这一领域在美国社会学会内部的制度化。其间的边界工作,既牵涉到常规的知识工作,也与媒介社会学的制度化过程相关联。

在此过程中,美国社会学会及其年会被构造为媒介社会学者的家园,从而就在“知识”边界之外,勾勒出了一种“制度”边界。譬如,本森曾根据自己“对美国社会学会年会手册的浏览和在某年担任该年会的媒介社会学场次主席的经历”指出,“对于那些研究新闻、社会运动/媒体关系、社会问题建构、政治传播,抑或研究与媒体机构相关联的组织化传播实践的社会学家而言,媒介社会学已经成为他们首要的大本营和自我定位”。

而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传播与信息科技分会(CITASA)主席的詹妮弗·厄尔(Jennifer Earl)则更明确地把该分会当作针对新媒体与数字技术的社会学研究的制度家园。她指出,“无论是出于现实考量抑或知识层面的原因,CITASA都已成为传播学与社会学之间最大的再度连接点,而此前社会学中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传播过程或具体的媒介感兴趣的学者们长期处于一种流散状态。我们分会除了扮演再度连接点的角色之外,也会将批判社会学的关怀与洞见重新带入新媒体与数字技术的研究中,否则这一领域将一直由传播学的问题意识所支配”。她之所以说“再度”,是希望赓续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社会学对传播议题的密切关注,因而与媒介社会学的第一套谱系相呼应。更重要的是,她一方面强调媒介社会学处在社会学和传播学的“中间地带”,另一方面则强调通过带入“批判社会学的关怀”,将媒介社会学与传播学区分开来,而这展示出与前文论者对“社会学敏感性”的强调一样的边界工作逻辑。

CITASA分会于2015年在名称中加入了“媒介社会学”,更名为“传播、信息科技与媒介社会学”分会(CITAMS)。“媒介社会学”进入学会名称的过程,尤其是其间的争论,以戏剧化的方式彰显了上述边界工作逻辑。2013年,雷弗尔斯与布里恩扎等学者组织了首届媒介社会学会前会,随后向美国社会学会递交成立媒介社会学分会的申请,然而申请却被驳回。经过一系列谈判与协商,CITASA最终更名为CITAMS。争论的其中一方认为,有关“媒介”的讨论早已隐含于分会的框架当中,而更名则是分会“扩张”过程——或者说一个社会学子领域的扩张——的进一步发展。数字媒介与传统媒介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分会的学术领地再一次超出了分会现有名称所框定的边界”,而媒介社会学则有望将数字媒介研究、媒介框架、媒介消费、媒介效果、比较媒介研究等议题整合在一起。而另一方则认为,媒介社会学在1980年代错失了建立独立分会的良机,如今被纳入以“传播与信息科技”为核心的架构当中,存在着将其归入“技术研究”的风险。不管怎样,在新分会的徽标中,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等“新媒体”和广播、电视与图书等“旧媒体”的图案被并置在一起,勾画出这一制度家园的基本轮廓。

六、结论与讨论

媒介社会学在过去十数年间呈现复兴之势。互联网带来的新议题不断涌现,而经典的议题与研究也不断被重访,这种新旧鼓荡构筑出一个相当活跃的话语场域,在英美乃至中国大陆学术界都激起不少回响。然而,对于何为媒介社会学及其边界何在,学术界却似乎莫衷一是。媒介社会学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得以跳出种种争论,去考察一个交叉领域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如何界定自身、划定边界以及展开跨学科想象。

本文援引“边界工作”概念,一方面考察媒介社会学的具体指向,也就是被勾勒出的“疆域”,而另一方面则考察话语实践的基本面向以及边界工作的逻辑。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媒介社会学的知识旅程始自人文社科的十字路口,最终踏入传播学和社会学的中间地带。其间浮现出了三套不同的知识谱系: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社会学界用“大众传播社会学”或“媒介社会学”来指涉早期的传播研究。在1980年代以后,媒介社会学被用来特指对新闻生产的研究,而1970年代的一系列典范作品及相关的学术活动则被建构为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及至21世纪,社会学界对信息与传播科技的研究成为媒介社会学的新疆域,也构成了媒介社会学在社会学内部制度化的知识与制度基础。

在这些知识谱系的构造中,英美学界的边界工作主要沿三个面向展开:一是凸显大众传媒带来的社会问题或者阐发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将传播议题带入社会学视野;二是凸显“社会学敏感性”,以将媒介社会学与传播学相区别;三是强调媒介社会学的批判性,以反拨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和传播学中的主导范式。其中,第一套话语实践贯穿始终,从麦奎尔呼吁“迈向大众传播社会学”,到吉特林和塔克曼对于媒介意识形态的关注,再到韦斯伯领衔“重估媒介社会学”,他们都在强调媒介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机构或问题来源,相关研究有助于社会学界理解“社会如何运转”。这说明,尽管很多时候媒介社会学被视为一个交叉领域,但在社会学的知识与制度框架之内来论证媒介作为合适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媒介社会学作为正当的社会学分支构成了边界工作的主轴。第二套话语主要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经典传统有关,带有强烈的时空限定,而它对功能主义的反叛更多是社会学内部范式转换的一部分。相比之下,第三套话语实践则只存在于当代话语场域之中,其实质是通过对“社会学敏感性”的强调,凸显社会学视角、理论、方法与问题意识的独特贡献,以与传播学/媒介研究或新媒体研究相区分。

值得指出的是,围绕边界工作的话语实践的核心线索是强调媒介作为社会问题或社会学论题的重要性,它们呼应着不同历史时刻的社会和研究问题,引发出了对不同“谱系”的书写。这些论题指向的是该时刻最为重要的媒介形态及其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不同时代的“新媒介”都为将“媒介”构造为正当的社会学论题提供了“论述机会”,无论是二战前后大众传播的发展和相应的社会焦虑,1960年代的激进政治与电视的影响,还是1990中期以后互联网以及其他传播科技的崛起,莫不如此。概言之,媒介社会学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不同形态/类型的媒介技术、与之相应的媒介组织形态/类型和运作、嵌入社会结构和过程的方式等)之下,围绕不同的问题而展开,在某些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上有继承或关联,但更多是“应时而生”,其内涵和外延(边界)的表述因而也就有所不同。其结果是,三套知识谱系在“议题”层面多有断裂,但在话语实践层面则具有一脉相承之处。正是经由这些话语实践,媒介社会学者才在十字路口或中间地带,拓展出了知识与制度上的空间。

跨越半个世纪的边界工作之变化,与社会学的发展、传播学的学科化进程,以及社会学与传播学学科互动场域的结构有着很大的关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传播学的学科化程度较低,因此坦斯多与吉特林可毫无顾虑地运用“媒介社会学”来指涉大众传播研究的基本领域和主导范式。而在当代情境下,传播学已高度学科化,韦斯伯等研究者便不得不更明确地界定媒介社会学的边界与内涵,以便与传播学门墙内的相关领域划清界限。此外,传播学的学科化也令多样化的身份认同成为可能。在三套谱系中,前两套谱系的研究者们大体上认同社会学家的身份,只有在当代情境下,才创造出了多元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也让研究者自认有必要论述媒介社会学的知识贡献和学术场域位置,而塔克曼这一代社会学家则根本不曾努力建立或捍卫一个专门的“媒介社会学”。在此过程中,媒介社会学者致力于论证“媒介”的“社会学”重要性,这固然有助于建构媒介社会学的正当性,却也再生产了传播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强弱关系,限制了该领域的跨学科想象。至于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总体互动逻辑,尚需透过更多个案分析予以考察。不过,本文发展的分析视角,概括的具体的边界工作路径,也可用于对其他交叉领域或者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当中。

最后,本文虽无意于为媒介社会学擘划一个更清晰明确的疆域,但上述发现对媒介社会学乃至传播学的发展却不失某些参照意义。首先,在媒介社会学内部,似乎需要在“媒介”这一共同的问题域之外,找到更多将群岛的各岛联系起来的“学术”通道。其次,在三种话语实践中,前两种是在谋求社会学主流或传播学主流的认可,而最后一种尽管带有特定时空环境的烙印,却为建设一种内核更加清晰连贯的媒介社会学,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与可能性。最后,既然媒介社会学处于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互动场域当中,进一步的边界工作便可更多聚焦于媒介社会学如何更好地充当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桥梁。尽管社会学与传播学一强一弱,这种转译仍然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聚焦社会学曾经或者可以对传播研究做出什么贡献;另一方面,在“媒介”作为独立的社会学议题之外,也将“媒介化”进程带入一般的社会学问题意识。

作者:

李红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通讯作者)

李红涛、黄顺铭(2020):《从“十字路口”到“中间地带”——英美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与正当性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第4期,第39-57页。

  1. 感谢李金铨教授、潘忠党教授及某微信群诸位师友对本文初稿的深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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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麦奎尔本人于2017年逝世,2020年版的《麦奎尔媒介与大众传播理论》由马克·德尔兹(Mark Deuze)在麦奎尔原著的基础上再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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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指她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的现象学社会学、社会建构论、常人方法学、框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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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Pooley, J. & Katz, E., “Further notes on why American sociology abandone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8, no. 4, 2008, pp. 767-786, p. 778.

  61. Gans, H. J., “Working in six research areas: A multi-field sociological caree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5, 2009, pp. 1-19, p. 14.

  62. Zelizer, B., What Journalism Could B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123.

  63. Brienza, C. & Revers, M., “The field of American media sociology: Origins, resurrec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ciology Compass, vol. 10, no.7, 2016, pp.539-552, p. 540.

  64. Waisbord, S. (Eds.), Media Sociology: A Reapprais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65. Jacobs, R. N., “Culture, the public sphere, and media sociology: A search for a classical founder in the work of Robert Park,”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40, no. 3, 2009, pp. 149-166, p.149-150.

  66. Brienza, C. & Revers, M., “The field of American media sociology: Origins, resurrec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ciology Compass, vol. 10, no.7, 2016, pp.539-552, p. 540.

  67. Waisbord, S., “Introduction: Reappraising media sociology,” in Waisbord, S. (Eds.). Media sociology: A reappraisal (pp.1-21),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p. 7-8, 13, 15, 17.

  68. Pooley, J. & Katz, E., “Further notes on why American sociology abandone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8, no. 4, 2008, pp. 767-786, p. 778.

  69. Waisbord, S., “Introduction: Reappraising media sociology,” in Waisbord, S. (Eds.). Media Sociology: A Reappraisal (pp.1-21),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1.

  70. Pooley, J. & Katz, E., “Further notes on why American sociology abandone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8, no. 4, 2008, pp. 767-786, pp. 778-779.

  71. Benson, R., “Strategy follows structure: A media sociology manifesto,” In Waisbord, S. (Eds.). Media sociology: A reapprais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 40.

  72. Earl, J., “CITASA: Intellectual past and futu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18, no. 5, 2015, pp. 478-491, pp. 478-479.

  73. Earl, J., “CITASA: Intellectual past and futu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18, no. 5, 2015, pp. 478-491, p.478.

  74. Revers, M. & Brienza, C., “How not to establish a subfield: Media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49, no. 3, 2018, pp. 352-368.

  75. Brienza, C., “A preconference, a petition, and a place for media sociology in the association: A personal account,” CITAMS Newsletter. Spring issue, 6-8,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citams.files.wordpress.com/2018/12/Brienza.namechange.pdf. Revers & Brienza, 2018.

  76. 这一概括来自潘忠党教授的建议,特此感谢。

WordPress获取页面ID、名称列表函数:get_page_hierarchy

WordPress函数get_page_hierarchy以页面ID为键,名称为值返回页面列表数组。

get_page_hierarchy( WP_Post[] $pages, int $page_id )

函数参数

$pages

数组

页面列表对象,用get_pages()函数获取

$page_id

整数,默认值:0

父页面ID,仅返回指定ID页面的子页面。

函数返回值

Array(    [2] => about    [10] => job    [15] => contact    [13] => links    [8] => service)

函数使用示例

$all_pages = get_pages( array(\\\'post_type\\\'         => \\\'page\\\',\\\'post_status\\\'       => array( \\\'publish\\\' )) );$page_list = get_page_hierarchy($all_pages);

扩展阅读

get_page_hierarchy()函数位于:wp-includes/post.php

相关函数:

  • page_traverse_name()
  • get_pages()
  • get_children()
李红涛、黄顺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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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资源网 » 李红涛、黄顺铭 | 从“十字路口”到“中间地带”——英美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与正当性建构「1」(WordPress获取页面ID、名称列表函数:get_page_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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