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濤、黃順銘 | 從「十字路口」到「中間地帶」——英美媒介社會學的邊界工作與正當性建構「1」(WordPress獲取頁面ID、名稱列表函數：get_page_hierarchy)

李紅濤、黃順銘 | 從「十字路口」到「中間地帶」——英美媒介社會學的邊界工作與正當性建構「1」

內容提要傳播學存在揮之不去的正當性焦慮，焦點渙散，邊界模糊，這在學科碰撞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論文以媒介社會學為個案，運用「邊界工作」概念，考察英美學界如何通過反思式話語實踐來界定這個交叉領域，並謀求正當性。個案探討有助於把握傳播研究與社會學的互動，並從話語實踐角度增進對知識生產和學科分化的理解。研究發現，英美媒介社會學從各個學科的「十字路口」踏入傳播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中間地帶」，其話語實踐始終強調媒介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並愈發凸顯「社會學敏感性」。這套話語實踐為媒介社會學者在學科互動場域拓展出知識和制度空間，但也再生產了傳播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強弱關係，限制著傳播學的跨學科想像。

關鍵詞媒介社會學 英美學界 話語實踐 邊界工作 正當性

一、引言

傳播學誕生於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十字路口，它「既無核心而統一的問題，亦無單一的理論或學科切入口」。儘管就院系設置、學會學刊、博士教育、學術市場等指標而言，傳播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然高度建制化了，然而其正當性焦慮卻始終揮之不去。無論是《傳播學刊》於1983和2018年兩度推出的「領域的騷動」專輯，還是中國大陸學界對於傳播學的周期性反思，都不啻為直面這種焦慮的反思性話語實踐。不管傳播研究是一個學科抑或「後學科」，是跨學科領域抑或孤立的「青蛙池塘」，論者們大多承認傳播學內部同時存在碎片化和超專門化兩種趨勢。結果就是，傳播學成了「一個壯志未酬的領域（field manqué），太多樣，也太分散，被拉向不同方向，難以成為一種共同的學術事業，仍不過是一塊巴爾幹化的、無政府狀態的區域，缺乏學術連貫性」。

在克雷格（Robert Craig）看來，傳播學領域之所以缺乏理論連貫性，部分原因在於其多學科源頭，在各類研究傳統的起點處，可同時見到文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乃至數學與工程學科的身影。由於傳播學是一個「問題導向」（problem-oriented）的學科，因此隨著媒介環境和學術環境的不斷變化，傳播學的疆域與邊界不斷受到衝擊與改寫。在不同學科的激蕩與碰撞中，處在交界處的交叉學科（如媒介經濟學、媒介心理學和媒介人類學）和帶有跨學科色彩的新興領域（如計算傳播學和媒介記憶研究）可謂是首當其衝。這些領域的實踐者對於邊界的意識往往更為敏感，也往往更自覺地展開反思，而「邊界工作」——或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劃界」——也會成為他們反思式的學術話語實踐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處在傳播學與社會學之間的媒介社會學，便正是這樣一個交叉領域。本文以媒介社會學為個案，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藉助「邊界工作」概念，探討英美學術界如何在不同時代之中和不同論述場景之下界定「媒介社會學」，如何在學科互動場域中去勾勒疆域、劃定邊界，以及謀求正當性。對於媒介社會學的個案討論，有助於把握傳播學的知識狀況以及它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對固有學科觀念祛魅，發展出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的跨學科想像。

媒介社會學「幅員廣闊、無邊無際」，牽涉到的「領域甚眾，而彼此卻似乎既無共同的過去，也難有共同的未來」，它「在學術世界中依然還是一個群島，議題關懷和分析框架都呈碎片化狀態」。由正當性視角觀之，正如有學者所言，「在美國社會學內部，幾乎沒有任何其他領域需要像媒介社會學這般不斷地自我合理化」。在這種知識情境下，英美學界圍繞媒介社會學的「邊界」展開了活躍而豐富的話語實踐。譬如，卡茨（Elihu Katz）在2008年前後重提「社會學為何拋棄傳播研究？」， 接續半個世紀之前貝雷爾森和施拉姆等人關於傳播學知識狀況的辯論。此外，在網路社會崛起和新聞生產變革等因素的共同激蕩下，近年來英美學界也湧現出大量「復興」媒介社會學的論述。舉新聞研究為例，該領域「學術成果的激增重新燃起了學界對於媒介社會學的興趣」，這使得新聞生產的早期經典成果煥發出新的學術生命力。而圍繞互聯網的社會影響展開的知識工作，也讓社會學界再一次正視將「媒介」納入其疆域，其在制度層面上的表現則是，在美國社會學會下最終成立了「傳播、信息科技與媒介社會學」分會。

因此，媒介社會學同時在以下兩種意義上成為了一個理想的案例：一方面，它讓我們得以在學科互動場域當中去把握傳播研究與社會學之間的互動，為推進對傳播學正當性的討論提供新的理論和研究視角；另一方面，它為我們提供了觀察「邊界工作」的理想機會。這裡所謂的「邊界」，並非物理「界限」，而是要經由動態的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s）來協商與達成。這些話語實踐牽涉到對於何為媒介社會學、學術淵源在何處、具有哪些特徵、什麼是最核心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s）、處理哪些具體的研究議題等方面所展開的論述。從話語實踐角度切入，也能讓我們跳出學科建制要素，從學術共同體和範式層面更實質性地把握該領域的知識狀況。

本文的研究對象既非具體的媒介社會學作品，也非相應的學術實踐，而是學界圍繞媒介社會學展開的各種界定、回顧與論爭。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使用的「媒介社會學」一詞，是對應於英文表達「media sociology」的直譯，並不意味著我們認為媒介社會學應該成為或已然成為了一個學科。換言之，本文並不在任何應然或實然的層面預設其學科地位，更不是對其學科地位的鼓與呼。本文聚焦於英美學界的反思式話語實踐，將回答下列研究問題：（1）英美學界如何界定媒介社會學，勾勒其疆域？領域地形圖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有何變化？（2）英美學界如何在學科互動場域中劃定媒介社會學的邊界，並建構其正當性？（3）在此過程中，相關的話語實踐在哪些面向上展開？這些話語實踐如何錨定並重塑傳播研究與社會學之間的關係？

二、學科互動場域與邊界工作

圍繞媒介社會學的學術實踐和話語想像是在現代「科學場域」之中展開的，因此必定會牽涉到社會學和傳播學的學科互動。作為科學的基礎設施，學科並非對科學知識的天然劃分，而是帶有政治性，具體表現在通過「劃定學術活動的疆域，配置特權與專業職責，以及組織協調對資源的爭奪」 ，形成「可辨識的身份認同和特殊的文化屬性」。與此同時，一個學科既具有以研究實踐、舉證傳統、修辭策略、經典作品等方式表現出來的文化結構，也具有由院系設置、博士培養體系、勞動力市場、專業學會等構成的社會結構。這兩種結構共同確保了特定學科在研究主題、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宣稱。

與法律和醫學等實踐性的專業領域相比，學術界的這類宣稱往往極其鬆散。阿伯特（Andrew Abbott）就指出，「我們或許應該將學科視為阿米巴或變形蟲，它們在多維度的學術空間中移動，向四面八方伸出偽足……與實踐性的專業領域迥然不同的是，在學術性的學科領域（尤其社會科學）中，聚落之間常常彼此滲透，其程度往往超乎局外人的想像」。

這種滲透帶來的結果是，不同學科或領域之間的「邊界」往往不甚清晰。舉社會學為例，儘管它在20世紀上半葉即已取得公認的學科地位，然而其邊界在1970年前後竟變得越來越模糊起來。一方面，歷史社會學和社科史學的各自崛起挑戰著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基於現在與過去、因果與敘事的傳統邊界。這說明，學科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會不斷分化，某些子領域甚至可能衍生出相對於母學科主導文化的反文化，在挑戰學科統一性的同時，也促進跨學科的理解。另一方面，隨著性別、種族、環境等社會政治議題日益凸顯，社會學的邊界不斷擴張。在阿伯特看來，社會學圍繞一系列「研究主題所構成的群島」而建立起來，其「填隙」特性使之難以將這些新興議題剔除出去，結果便淪為了一個「絲綢之路上的大車店」。與此同時，在社會學內部，「學術」與「應用」之間的張力迫使某些應用性領域脫離出去，自立門戶。阿伯特稱，刑事司法與傳播學等應用性領域的崛起瓜分了社會學的「地盤」，這與卡茨等人有關「社會學為何拋棄傳播研究」的爭論可謂相映成趣。

在這種情況下，「劃界」成為極重要的學術實踐，而「邊界工作」（boundary work）概念則有助於把握特定學科或跨學科領域的劃界話語實踐及其邏輯。基恩（Thomas Gieryn）從社會建構的角度，考察科學領域的劃界工作如何經由日常的、實踐場景下的「邊界工作」而實現，用以探究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區別。「當人們在爭奪、正當化或者挑戰科學的認知權威以及與科學的特權地位相伴隨的信譽、聲望、權力以及物質資源時，便會產生邊界工作」。其運作機制是「賦予科學機構（包括科學家、方法、知識庫存、價值和工作組織在內）某些選定的特質，以建構社會邊界，並將某些知識活動歸入『非科學』之列」。

邊界工作既是一種意識形態活動，也是一種修辭風格，服務於擴張專業領域、壟斷專業權威和物質及符號資源、保護圍繞專業活動的自主權等多重目標。「壟斷」「擴張」「驅逐」與「保護」正是邊界工作的幾種基本類型。當邊界工作的對象和目標發生變化時，科學被賦予的屬性也會相應變化，因此，「並不存在單一的科學…… 科學的邊界含混而靈活，隨歷史而變，因情境而異，內部也不一致，不時爆發爭論」。

基恩強調，邊界工作概念同樣適用於「科學界內部不同學科、專業領域或理論取向之間的意識形態劃界」。從這一視角出發，本文將圍繞媒介社會學的話語實踐置於社會學與傳播學的學科互動場域中，系統考察該領域的邊界工作。在方法上，本文既不預設「何為媒介社會學」，也不會以特定的論述為判准，而是希望透過微觀的話語實踐及其學術與社會情境，把握圍繞媒介社會學的話語生產和邊界工作。首先，本文的討論只聚焦於「英美媒介社會學」，不涉及以其他語言發表的論述。其次，本文對媒介社會學的話語實踐作長時段的審視，資料搜集時段從1950年代延續至今。第三，分析策略大致沿「話語分析」的邏輯而展開，既關注文本材料中的「論說」，也關注言說者的身份，同時也不忘勾連至更宏大的學科環境與社會文化場景。

本文的主要材料涵蓋各類提到「媒介社會學」的學術論文和著作，以及前言後記、學者自述等「副文本」，並延伸到著者的學術傳記資料。對跨越半個世紀的經驗材料的分析顯示，並不存在單一的、長久不變的媒介社會學，它在不同的階段的指向、內涵、疆域與邊界均有所不同。在過去半個世紀，英美學術界的話語實踐中浮現出了三套相對獨立的媒介社會學知識譜系：（1）早期社會學取向的大眾傳播研究，尤其是媒介效果主導範式；（2）從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新聞生產社會學或媒介社會學，該時期如今已被神話為「黃金時代」；（3）互聯網等信息傳播科技的社會影響，它最終在美國社會學會內部取得了一個制度化的位置。

在這趟漫長的旅程中，媒介社會學從各個學科的「十字路口」，踏入傳播學與社會學的「中間地帶」。在不同時期，論者們在不同面向上展開邊界工作的話語實踐，在十字路口或中間地帶為媒介社會學拓展空間。他們要麼闡發媒介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以將傳播議題帶入社會學視野，要麼凸顯「社會學敏感性」，以將媒介社會學和傳播學相區分。這三套知識譜系雖大致前後相繼，帶有歷時性的特徵，但這並不意味著前兩套譜系就已然消亡，它們仍活在當代論述場景之下，不斷被重訪、挖掘、更新與強化，彼此共存交錯，共同勾勒出當代媒介社會學的基本輪廓。下面，本文將大致沿著時間線索，具體探討不同譜系中媒介社會學邊界工作的對象、目的、形式、內容，以及它們所呈現的學科互動與學術分化機制。

三、在「十字路口」「邁向大眾傳播社會學」

媒介社會學的第一套知識譜系對應於傳播學的草創時期，源於社會學界對新興的大眾傳播現象的關注，從1940年代的早期傳播研究延伸到1960年代對「邁向大眾傳播社會學」的呼籲。早期「媒介社會學」的疆域與「大眾傳播研究」之間存在並行之處，這彰顯了社會學在傳播學的開拓時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邊界工作機制而言，主體是社會學家，對象是社會學界同行，旨在將大眾傳播納入社會學的視野當中。而話語實踐的核心線索，則是在學術價值層面上指出新興大眾傳播媒介對於理解社會運行之重要性，同時在社會意義層面上強調它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

在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和默頓（Robert K. Merton）1948年題為《大眾傳播、流行品味與組織化社會行動》的論文中，我們便能看到這套話語實踐的邏輯，即現實世界中的問題激發了研究者對於大眾傳播的研究興趣。這篇「哥倫比亞的批判研究」開篇即指出，「大眾傳播媒介的問題」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廣播、印刷媒體以及電影在社會中的角色既激發了很多人的興趣，也引發了少數人的擔憂」。與之相關的「社會關切」，主要源於「無所不在的大眾傳媒所具有的潛在威力」，這些強大的工具有可能被用來作惡，也有可能被利益集團用來操縱公眾和施加社會控制，還有可能破壞流行文化和受眾的審美趣味。從這些公眾擔憂出發，他們深入地檢視了大眾傳媒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從這篇文章延伸開去，類似的「憂慮」貫穿於1940年代的傳播研究，構成了它們共同的底色。

在早期傳播研究中，不乏社會學家的身影，但他們大多只是匆匆過客。貝雷爾森（Bernard Berelson）於1959年宣稱「傳播研究正在凋零」，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回應中指出，「傳播研究只是一個領域，而非學科…… 它是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很多人經過，卻少有人停留」，譬如默頓，他在研究完凱特·史密斯的戰爭債券廣播之後，「便轉身回到社會理論的宏大構築中去了」。

然而十年後，大洋彼岸一位社會學者卻逆「潮流」而動，出版著作呼籲「邁向大眾傳播社會學」，他便是英國學者麥奎爾（Denis McQuail）。在他看來，大眾傳播社會學（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正在浮現」，儘管「發展得非常緩慢」。在此過程中，很多學科對其都有所貢獻，但其自身卻不具有學科地位。 不過，鑒於「大眾傳播是現代社會的獨特特徵」，「社會學家應當更嚴肅地對待大眾傳播」現象，因為這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也牽涉到「大眾傳播的控制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著我們」這一緊迫的社會議題，而唯有「理解社會與其公共傳播系統之間的關係」，才能解決該議題。麥氏認為大眾傳播研究既是「跨學科的研究領域」，也是「社會學中的一個研究分支」。 可見，他希望將大眾傳播整合到社會學視野當中，其邊界工作的對象是社會學同儕，並以兩種理據來正當化該新興分支：一是大眾傳播帶來重要的社會關切，二是大眾傳播研究有助於增進學術界對社會的理解，這實際上是延續著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的話語實踐邏輯。

麥奎爾所勾畫的「大眾傳播社會學」輪廓與早期的大眾傳播研究高度重疊，但也不乏「社會學」層面的偏重。在《邁向大眾傳播社會學》一書中，他雖對受眾研究和效果研究等文獻做了綜述，卻直言它們「完全基於實用性的考量」，這種「基於大眾社會理論、聚焦大眾傳播個體效果的主導視角已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吸引力」。 三年後，麥氏選編《大眾傳播社會學讀本》，刻意將媒介效果研究排除在外。他說，「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關於可經驗性地測量的媒介『效果』的知識並不能顯著增進人們理解大眾傳媒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再一次印證了前述正當化理據。此外，其選編讀本的理由也與上述邊界工作邏輯相呼應：「對社會學學者而言，相關文獻散落各處，難以拾掇」。

麥奎爾並非唯一致力於繪製大眾傳播社會學地形圖的人，還有另一位同道中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英國社會學者坦斯多（Jeremy Tunstall）。兩人的構想頗為接近，只是後者謂之「媒介社會學」（media sociology），用以指涉那些從寬泛的社會學視角來探究大眾媒介的研究，畢竟「大眾媒介研究的邊界非常模糊」。坦斯多編選了一本《媒介社會學讀本》（1970），該書所擘畫的媒介社會學疆域，從廣播電視體制、電影內容和大選報道、圖書和廣告從業者、新聞生產過程，到國際新聞的結構、媒介暴力的效果、電視劇觀眾等，內容實在是相當駁雜。此外，坦氏為讀本預設的目標讀者是「修讀與媒介相關的社會科學導論課程的學生」，這說明他針對的同樣是社會學界，意欲將「媒介」納入社會學的版圖。

麥奎爾和坦斯多之所以做出上述向外探索的邊界工作，既是應時代潮流而動，自然也跟他們各自在社會學場域中的學術軌跡有關。麥奎爾於1967年獲得利茲大學社會研究博士，時任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社會學講師。其博士論文題為《公眾對於電視劇興趣之影響因素》（Factors Affecting Public Interest in Television Plays），而此前曾與布魯默（Jay Blumler）合著《政治中的電視：應用與影響》Television in Politics: Its Use and Influence（1968）。而當《媒介社會學讀本》出版之時，坦斯多身為英國開放大學的資深講師。他最初的興趣在職業社會學，著有《漁民》（The Fishermen , 1962），隨後「自然」轉向對媒體職業的研究，並在編選讀本之前已出版The Advertising Man(1964)和The Westminster Lobby Correspondents (1970)等著作。可以說，這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學術處境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麥氏和坦氏對於「大眾傳播社會學」的倡議。

有趣的是，對於媒介社會學領域邊界的勾勒，不僅見諸「倡導式」的文選或綜述文章，也見諸對領域主導範式的批判文章，這顯示出，它們共享著同一套領域認知與想像。其中火力最猛者，當數吉特林（Todd Gitlin）於1978年發表的《媒介社會學：主導範式》一文。吉氏對媒介社會學的理解與坦氏相近，認為它是對於媒介或大眾傳播的社會學研究，因而他不加區別地交替使用「媒介社會學」（media sociology）、「對媒介的社會學研究」（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media）以及「大眾傳播社會學」（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他在文中猛烈炮轟媒介社會學領域的主導範式，亦即以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為核心的媒介效果研究傳統。該主導範式試圖「尋找媒介內容所產生的具體的、可測量的、短期的以及個體層面的態度與行為『效果』，但得出的結論卻是媒介在輿論形成過程中無關緊要」。其結果是，「美國的主流媒介社會學鞏固並正當化了二十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的富饒體制」 。

吉特林的批評未必公允，他將「媒介效果」觀念大幅窄化，樹立了一個稻草人做靶子，行文也帶有大批判的味道。同時，我們當然不能說吉氏的檄文一舉終結了主導範式，但或許可將它視為媒介社會學邊界工作的一個分水嶺，具有知識社會學的意義。一方面，自此以後，將大眾傳播社會學或者媒介社會學與整個大眾傳播研究領域劃等號的話語實踐，隨著傳播研究自身的發展而逐漸消逝。這突出地表現在麥奎爾自身的學術軌跡和著述上：他於1977年赴阿姆斯特丹大學任傳播學教授，隨後於1983年出版了另一本概論性質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坦承，他原本是想把此書作為《邁向大眾傳播社會學》的續篇，然而鑒於媒介研究已不再是一個「研究分支」或者「單一的研究領域」，於是將「社會學」從書名中拿掉，徑直取名為《大眾傳播理論導論》。截至2020年，這本教科書已不斷更新至第七版，書名從第四版起變為「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打上了鮮明而深刻的個人烙印。

另一方面，吉氏對主導範式的批評暗含了針對「媒介權力」及其意識形態霸權提出「批判性問題」的重要性。這既符合吉特林本人的左派立場與社會運動經驗，呼應當時的時代氛圍，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一種相對更為聚焦、更具批判性的媒介社會學取徑，這便是我們要分析的圍繞新聞生產的第二套知識譜系，而吉氏自己的著作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1980）就被學界視為該取徑的經典之作。

四、「媒介社會學的黃金時代」

媒介社會學的第二套知識譜系具有明確的時空邊界，空間上指向新聞組織與新聞生產，時間上指向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從邊界工作的角度看，經典傳統中對於新聞機構與生產過程的研究更多被看作是社會學領域的自然「擴張」，相關學者也更多認同於自己的「社會學家」身份。不過，這一譜系刻意凸顯與社會學功能主義正統以及傳播學主導範式之間的差異，由此不僅從研究領域的角度，也從知識風格或學術立場角度，劃定了媒介社會學的邊界。此外，與前一個譜系不同的是，在當代的媒介場景與學術語境下，它以更為強勢的方式復興，不斷強化著媒介社會學的「黃金時代」神話。

1972年，《美國社會學刊》推出一個旨在反撥傳播研究正統的「大眾傳播研究」專題，堪稱這一代媒介社會學者在媒介學術舞台上的「首秀」。該專題視野相當開闊：赫希（Paul Hirsch）從制度視角分析圖書出版、唱片、電影等文化產業如何應對不確定性，塔克曼（Gaye Tuchman）探討新聞人的客觀性觀念，而蓋卡斯（Viktor Gecas）則檢視了通俗雜誌的虛構作品對於攻擊行為及其動機的描繪。當時，甘斯（Herbert Gans）在評論該專題時指出，「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院派社會學中，大眾傳播曾是一個充滿活力和生產力的領域」，而此後「它卻陷入了大饑荒，毫無復甦的跡象」。相應地，當時最緊迫的研究，是要了解作為符號生產機構的大眾傳媒如何運轉。而需要對媒體機構、內容以及受眾展開研究的，「不僅包括致力於理解社會的社會學家，也包括關懷與媒介有關的社會政策的那些人士」。可見，甘斯雖努力與傳播研究正統拉開距離，但促發其問題意識的緣由卻與「大眾傳播社會學」的倡導者們頗有幾分相似。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甘斯身體力行，從早期的都市社會學和社區研究轉身，投身於大眾傳媒研究。他在1960年代後半段即完成了對全國新聞機構的第一輪民族志，儘管最終成果遲至1979年才得以出版。他還於1974年出版了《大眾文化和高雅文化》一書。有趣的是，「大眾傳播研究」專題這一開放性的開端隨後被日益收窄到對於新聞機構及其生產過程的關注，這便是後來所謂的「新聞生產社會學」。

對於媒介社會學這一譜系的最早勾勒，出自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評述文章《新聞生產的社會學》。他開篇即指出，「新聞生產社會學」存在一個共識性的核心觀點——新聞生產是對現實的社會建構。他將新聞生產研究追溯至韋伯與帕克等先驅人物，但將其正式源頭定在「把關人」研究。該文主體部分聚焦於三種研究取向或視角，即政治經濟視角、社會組織視角與文化視角。該文後幾經修訂，收錄於卡倫（James Curran）等人所編《大眾媒介與社會》的不同版本，成為構築「媒介社會學」譜系的奠基性文獻。值得指出的是，夏氏在該書第四版中將「新聞生產社會學」改為「新聞社會學」 ，在新近面世的第六版中仍沿襲了這一做法。

徑直將「媒介社會學」等同於「新聞生產社會學」的看法，在有關媒介社會學的當代論述中屢見不鮮。譬如，本森（Rodney Benson）呼籲應將「媒介社會學」帶回到政治傳播領域之中，他其實指的是「新聞社會學」 。在論文集《重估媒介社會學》中，夏德森強調，「媒介社會學對於理解新聞媒體何為以及哪些因素在形塑新聞生產等議題，貢獻甚巨」 。而在同一本文集中，裘伯（Howard Tumber）則主張通過「重訪1970-1980年代社會學對新聞生產領域的貢獻」，以便「重估媒介社會學」 。另外，休梅克（Pamela Shoemaker）與里斯（Stephen Reese）在著作Mediating the Messages的不同版本中，也將媒介社會學界定為對「影響媒體內容的因素」的研究，將媒介社會學的「現代」起點放在1950年代，並尊奉甘斯（Herbert Gans）等人的論著為媒介社會學之「研究範例」 。

從這些論述中浮現出來的媒介社會學的焦點，主要落在夏德森所概括的「社會組織」視角上。更重要的是，這些當代論述所展示的並不只是一組相互關聯的文獻及其處理的研究議題，更是由一群社會學家參與其間的知識生產活動，它導致了新聞研究的「社會學轉向」。對此，斯通貝利（Sarah Stonbely）這樣評價道，「在1960至1970年代，一群社會學家闖入英美兩國的新聞編輯室，圍繞新聞生產展開民族志研究…… 這構成了獨一無二的歷史時刻，當時社會學家們對新聞生產興味盎然，而這迄今仍不失為媒介社會學的試金石」。

此外，教科書或綜論性著作中的論述也進一步勾勒出該「歷史時刻」的特徵，並羅列出典範性的作品以及相關的社會學家。譬如，休梅克與里斯就寫道：「圍繞戰爭與民權的各類社會衝突凸顯出媒體再現的種種問題，再也不能理所當然地將這些再現視為純粹的文化反映了。在1970年前後，湧現出一大批豐富的新聞室民族志研究，舉其要者，有社會學家赫伯特·甘斯、蓋伊·塔克曼、馬克·菲什曼、托德·吉特林、愛德華·愛潑斯坦，以及哈維·莫洛奇。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者彼此熟絡，互相影響，都是媒介研究的『局外人』，來自傳播領域的門牆之外，這使得他們能進一步拓展懷特和布里德頗具爭議的觀點與洞見。」從這段論述可以看到，「媒體再現」首先變成一個重要的社會關切，繼而才作為學術議題進入社會學家的視野。這與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以及麥奎爾的論述展現出了類似的邊界工作邏輯。

總體上，這些教科書或綜論性著作中所枚舉的代表人物及其經典作品大同小異， 不過英美之間也存在內部差異或爭論。譬如，英國學者裘伯的評述文章就更加強調英國學者的貢獻，從而在共識的基礎上增添了一種論爭或另類敘事的味道。在他列舉的代表人物中，除菲什曼之外，均為英國學者，包括坦斯多、戈爾丁（Peter Golding）、埃利奧特（Philip Elliott）和施萊辛格（Philip Schlesinger）。不僅如此，裘氏還將坦斯多建構為這個傳統的奠基性人物，稱他「對媒介生產的社會學研究的貢獻最深入和最系統……其觀點以及他對新聞組織與新聞業的研究在1970-1980年代的英美學術界得以延續，並進一步發展」，並最終造就了「媒介生產研究的黃金時代」。

上面這些論述既點出了經典傳統的創造者、時空環境和典範式方法，也勾勒出了研究者們的「社會學家」身份，它們與「局內人」的自我刻畫相互呼應。當塔克曼追憶起菲什曼、甘斯、吉特林、莫洛奇、夏德森以及她自己投身於新聞研究時的情形，她這樣闡述這群人的身份認同與知識立場：

我們都是社會學家。除甘斯之外，我們的學術生涯都才剛剛開始。……我們都在一個政治辯論活躍、政治激情高漲的時期從事新聞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我們都認同左翼政治。

我不知道其他研究者是否將政治考量帶入到1970-1980年代所崛起的媒介社會學中…… 但那一整套觀點或概念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功能主義，而此前它不僅支配著美國的社會學，也支配著圍繞把關的傳播研究。這些新的理論連同當時的時代風潮一起，讓我們所有人得以提出新的問題，並不可避免地導向了新的答案…… 我們雖以不同的方式研究新聞生產，但我們每個人都探索了媒介權力的不同側面，尤其是意識形態的形成與構造。

與眾多類似論述一樣，塔氏所做的並不是對媒介社會學的倡議，而是時過境遷之後對過往學術歷程的「追述」。她自稱「社會學家」，而媒介社會學則被默認為社會學界對一個新興的社會與學術議題——新聞生產與意識形態——的吸納。這裡，她通過凸顯左翼政治傾向和批判知識立場，開展了微妙的邊界工作，將媒介社會學與主流社會學以及傳播研究區別開來。與之類似，里斯與休梅克則從自身所受的量化學術訓練出發，坦承自己「最初之所以關注形塑媒體內容的力量，是希望藉此反撥傳播研究領域過分狹隘地聚焦於媒介效果的趨勢，並希望能在某些方面復興二十世紀早期芝加哥學派的那種整體研究取向」 。

可見，無論是塔克曼，還是里斯與休梅克，都將媒介社會學視為有別於——甚至有望反撥——功能主義或者媒介效果範式的研究傳統。不過，他們之間也存在認識差異。里休二氏認為，懷特的把關人研究和布里德的社會控制研究率先向傳播研究中的「過程與效果傳統」發難，而塔氏非但不把1970年以前的把關人研究當作媒介社會學的源頭，反倒視之為她及其同代人試圖反撥的「功能主義研究」之一部分。而導致這種差別的原因主要在於，前者批判與回應的是傳播學領域內部的正統，而後者回應的則是社會學的正統。儘管如此，他們卻有著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希望在正統之外建立起阿伯特所言的「世代範式」。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反撥」並非孤立的學術行動，而是傳播學和社會學內部的學術思潮轉換和外部的學術政治環境變化之一部分。

當然，並非所有論者都欣然接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聞生產研究乃媒介社會學黃金時代這一「共識」。譬如，雅各布斯（Ronald Jacobs）就將帕克所活躍的時代稱為媒介社會學的黃金時代，而把1970年代的那一波研究看作是媒介社會學的短暫復興，並批評這些研究「傾向於聚焦組織，不太關注大眾傳媒的公共本質」，難免太化約。在普利（Jefferson Pooley）和卡茨看來，雖然1970年代中後期「社會學界對新聞爆發出令人矚目的興趣」，但認為真正值得關注的卻是它「同樣急遽的衰退」：除了吉特林和夏德森被帶入傳播學的軌道之外，甘斯和塔克曼等人卻轉入其他領域，結果「無人留下來培養下一代媒介社會學者」。

即使是這一傳統的重要開拓者甘斯回首其學術生涯時，也慨嘆似乎不能高估這一波研究的影響。他說，「當《什麼在決定新聞》終於付梓之際，其他人也完成了他們的民族志研究。可不幸的是，我們以及同時期其他人的新聞媒體研究並未激發出（社會學界）對媒介社會學的新興趣。雖然新聞記者仍在撰寫有關新聞媒體的著作，卻不見美國的社會學家就當今的新聞媒介出版民族志著作」。有趣的是，甘斯在《什麼在決定新聞》初版三十年之後，仍在以「社會學家」的身份來定位「媒介社會學」，其對話對象仍是在指向社會學界，並對其忽視媒介深表遺憾，這再度證明了將媒介議題納入社會學疆域的邊界工作邏輯。倘若將目光轉向新聞傳播學界，我們會發現甘斯及其同代人的某些著作其實極具影響力。翟利澤（Barbie Zelizer）就強調，建基於新聞民族志一系列重要作品之上的社會學傳統，「歷史性地構成了從學術角度探究新聞業運作機制的默認選項，並且迄今為止仍然佔據著這一位置」。過去二十年間，新聞業和新聞生產環境急遽變化，新聞研究也日趨制度化。在有關「第二波」新聞室民族志的種種呼籲中，這些著作不斷被重訪、喚起、再發掘，引為理解當下新聞生產與媒體轉型的資源，並出版了一大批有關數字新聞的研究專著。這一切都在更新與強化媒介社會學的這一譜系，續寫著「黃金時代」的神話。

五、中間地帶的知識和制度邊界

當代有關媒介社會學的討論呈現出一幅相當駁雜的景象。一方面，很多研究者重訪經典時，仍將媒介社會學等同於新聞生產社會學。另一方面，在某些綜述或概覽性論著中，研究者則在高度泛化的意義上使用「媒介社會學」一詞。此外，互聯網的社會影響成為社會學家們關注的重要議題，並被視為媒介社會學「復興」的希望。其間所牽涉到的邊界工作話語實踐，再度凸顯出「社會問題引發學術興趣」的邏輯，與數十年前第一代媒介社會學者的關懷遙相呼應。在傳播學與社會學的「中間地帶」，論者依靠對「社會學的敏感性」（sociological sensibility）的強調，以期划出媒介社會學與傳播學的知識和制度邊界。對於媒介社會學的當代討論之所以駁雜，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媒介」的外延不再局限於新聞媒體機構。為此，布里恩扎（Casey Brienza）與雷弗爾斯（Matthias Revers）便主張要擴展「媒介」之邊界，以「涵蓋……一切中介化大眾傳播形態」。除媒介形態之外，媒介社會學所處理的「議題」也擴展到了新聞機構及其生產之外。舉韋斯伯（Silvio Waisbord）主編的《重估媒介社會學》為例，他將此書內容闢為「媒介、制度與政治」「媒介產業與受眾」「媒介再現」以及「數字技術、自我與社會」四部分，書中所觸及的研究對象和經驗領域涵蓋了政治傳播、新聞生產、受眾研究、媒體產業、媒體再現、女性主義媒體研究、種族研究，以及中介化人際傳播等，恍然間讓人回想起四十年前坦斯多所勾勒的媒介社會學疆域。

然而，倘若認為媒介社會學處理一切媒介形態與議題，那就意味著其研究對象與「媒介研究」相重疊。在傳播學已成為獨立學科並構成學科互動場域之中一個顯著的「他者」之前提下，應如何區分媒介社會學與媒介研究呢？少數論者強調研究者的身份或發表平台，而更多人則是從內容或研究風格入手，通過強調社會學視角或「社會學敏感性」，將媒介社會學與傳播研究相區分。布里恩扎與雷弗爾斯認為，媒介社會學區別於媒介與傳播研究之處在於，它不滿足於就媒介談媒介，而是「將媒介生產、傳播/話語和消費與重要的社會學議題相關聯」。

韋斯伯也循著類似的思路來界定媒介社會學並開展邊界工作。在他看來，媒介社會學「從經典和當代的社會學問題與方法出發來研究媒介過程與現象…… 致力於通過探究媒介，增進對『社會如何運轉』這一問題的理解。…… 媒介社會學建基於如下假定：分析『媒介』之複雜性與多維性對於理解社會的基本面至關重要，而社會學理論則為分析媒介過程和機制提供了重要的問題和概念框架。」在此，韋氏做了雙重邊界工作：一方面，他強調媒介對於理解「社會如何運轉」的重要性，將傳播議題建構為正當的社會學研究對象，以期改變「媒介社會學在社會學中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他強調社會學理論、問題與方法對於傳播學的重要性。他進一步將媒介社會學與傳播學的區分落實在「社會學敏感性」或「社會學的想像力」上，即「把對傳媒產業、文本及受眾的分析與社會分層、秩序、集體身份認同、社會性、制度、支配/控制、人類能動性等問題聯繫起來」。因為，「倘若不將社會學帶進來，或許就沒法凸顯有關資本主義、歷史、權力、不平等、控制、制度、自主性、能動性等諸多問題」。

社會學與傳播學這兩大學科及其所構成的互動場域，成為「界定」並「定位」媒介社會學時必須要面對的首要學術情境，這一點也透過研究者的身份認同體現出來。與前兩個譜系基本上圍繞「社會學家」建立認同有所不同，傳播學的制度化讓「媒介社會學者」的學科歸屬與認同更加多元化。普利與卡茨在言及媒介社會學的現狀時，就曾觸及了研究者的若干種身份：「供職於社會學系的社會學家拿出了不少相當重要的著作…… 但相較於傳統的社會學系，仍然還是夏德森、卡茨、本森等流亡在外的社會學家（sociologists-in-exile）和已故的蒂莫西·庫克、哈林、羅伯特·恩特曼、蘭斯·本內特等非社會學家（non-sociologists）生產出了更多的媒介社會學作品。」 除夏德森、卡茨與本森之外，韋斯伯也以「棲身於媒介研究領域的社會學流亡者（sociological refugee）」自居，慨嘆「社會學雖是我的智識母艦，卻非我的學術家園」。他從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拿到社會學博士以後，輾轉於多所大學的新聞傳播院系，而正是這種與社會學的「制度性的距離」，令他心生「流亡者」之情愫。 我們發現，在媒介社會學的當代論述中，有一條核心線索圍繞的是互聯網的社會影響，這既反映了社會學向新的社會與學術議題的再度「擴張」，也折射出社會學在此過程中與傳播學中新媒體研究領域的碰撞。普利與卡茨曾將媒介社會學的復興前景冀望於通過「互聯網和數字文化吸引足夠多的社會學家」，並認為「在沒有明確（學科）管轄權主張的前提下，一個與科學/技術研究相交匯的跨學科互聯網研究領域已經繁榮發展起來，社會學家在其中異常活躍」。他們所謂的「復興」，基本沿兩條線索展開：一是對互聯網的社會學研究的推進，二是這一領域在美國社會學會內部的制度化。其間的邊界工作，既牽涉到常規的知識工作，也與媒介社會學的制度化過程相關聯。

在此過程中，美國社會學會及其年會被構造為媒介社會學者的家園，從而就在「知識」邊界之外，勾勒出了一種「制度」邊界。譬如，本森曾根據自己「對美國社會學會年會手冊的瀏覽和在某年擔任該年會的媒介社會學場次主席的經歷」指出，「對於那些研究新聞、社會運動/媒體關係、社會問題建構、政治傳播，抑或研究與媒體機構相關聯的組織化傳播實踐的社會學家而言，媒介社會學已經成為他們首要的大本營和自我定位」。

而曾任美國社會學會傳播與信息科技分會（CITASA）主席的詹妮弗·厄爾（Jennifer Earl）則更明確地把該分會當作針對新媒體與數字技術的社會學研究的制度家園。她指出，「無論是出於現實考量抑或知識層面的原因，CITASA都已成為傳播學與社會學之間最大的再度連接點，而此前社會學中對於一般意義上的傳播過程或具體的媒介感興趣的學者們長期處於一種流散狀態。我們分會除了扮演再度連接點的角色之外，也會將批判社會學的關懷與洞見重新帶入新媒體與數字技術的研究中，否則這一領域將一直由傳播學的問題意識所支配」。她之所以說「再度」，是希望賡續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社會學對傳播議題的密切關注，因而與媒介社會學的第一套譜系相呼應。更重要的是，她一方面強調媒介社會學處在社會學和傳播學的「中間地帶」，另一方面則強調通過帶入「批判社會學的關懷」，將媒介社會學與傳播學區分開來，而這展示出與前文論者對「社會學敏感性」的強調一樣的邊界工作邏輯。

CITASA分會於2015年在名稱中加入了「媒介社會學」，更名為「傳播、信息科技與媒介社會學」分會（CITAMS）。「媒介社會學」進入學會名稱的過程，尤其是其間的爭論，以戲劇化的方式彰顯了上述邊界工作邏輯。2013年，雷弗爾斯與布里恩扎等學者組織了首屆媒介社會學會前會，隨後向美國社會學會遞交成立媒介社會學分會的申請，然而申請卻被駁回。經過一系列談判與協商，CITASA最終更名為CITAMS。爭論的其中一方認為，有關「媒介」的討論早已隱含於分會的框架當中，而更名則是分會「擴張」過程——或者說一個社會學子領域的擴張——的進一步發展。數字媒介與傳統媒介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分會的學術領地再一次超出了分會現有名稱所框定的邊界」，而媒介社會學則有望將數字媒介研究、媒介框架、媒介消費、媒介效果、比較媒介研究等議題整合在一起。而另一方則認為，媒介社會學在1980年代錯失了建立獨立分會的良機，如今被納入以「傳播與信息科技」為核心的架構當中，存在著將其歸入「技術研究」的風險。不管怎樣，在新分會的徽標中，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等「新媒體」和廣播、電視與圖書等「舊媒體」的圖案被並置在一起，勾畫出這一制度家園的基本輪廓。

六、結論與討論

媒介社會學在過去十數年間呈現復興之勢。互聯網帶來的新議題不斷湧現，而經典的議題與研究也不斷被重訪，這種新舊鼓盪構築出一個相當活躍的話語場域，在英美乃至中國大陸學術界都激起不少迴響。然而，對於何為媒介社會學及其邊界何在，學術界卻似乎莫衷一是。媒介社會學的「復興」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我們得以跳出種種爭論，去考察一個交叉領域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如何界定自身、劃定邊界以及展開跨學科想像。

本文援引「邊界工作」概念，一方面考察媒介社會學的具體指向，也就是被勾勒出的「疆域」，而另一方面則考察話語實踐的基本面向以及邊界工作的邏輯。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媒介社會學的知識旅程始自人文社科的十字路口，最終踏入傳播學和社會學的中間地帶。其間浮現出了三套不同的知識譜系：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社會學界用「大眾傳播社會學」或「媒介社會學」來指涉早期的傳播研究。在1980年代以後，媒介社會學被用來特指對新聞生產的研究，而1970年代的一系列典範作品及相關的學術活動則被建構為媒介社會學的「黃金時代」。及至21世紀，社會學界對信息與傳播科技的研究成為媒介社會學的新疆域，也構成了媒介社會學在社會學內部制度化的知識與制度基礎。

在這些知識譜系的構造中，英美學界的邊界工作主要沿三個面向展開：一是凸顯大眾傳媒帶來的社會問題或者闡發媒介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將傳播議題帶入社會學視野；二是凸顯「社會學敏感性」，以將媒介社會學與傳播學相區別；三是強調媒介社會學的批判性，以反撥社會學中的功能主義和傳播學中的主導範式。其中，第一套話語實踐貫穿始終，從麥奎爾呼籲「邁向大眾傳播社會學」，到吉特林和塔克曼對於媒介意識形態的關注，再到韋斯伯領銜「重估媒介社會學」，他們都在強調媒介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機構或問題來源，相關研究有助於社會學界理解「社會如何運轉」。這說明，儘管很多時候媒介社會學被視為一個交叉領域，但在社會學的知識與制度框架之內來論證媒介作為合適的社會學研究對象、媒介社會學作為正當的社會學分支構成了邊界工作的主軸。第二套話語主要與新聞生產社會學的經典傳統有關，帶有強烈的時空限定，而它對功能主義的反叛更多是社會學內部範式轉換的一部分。相比之下，第三套話語實踐則只存在於當代話語場域之中，其實質是通過對「社會學敏感性」的強調，凸顯社會學視角、理論、方法與問題意識的獨特貢獻，以與傳播學/媒介研究或新媒體研究相區分。

值得指出的是，圍繞邊界工作的話語實踐的核心線索是強調媒介作為社會問題或社會學論題的重要性，它們呼應著不同歷史時刻的社會和研究問題，引發出了對不同「譜系」的書寫。這些論題指向的是該時刻最為重要的媒介形態及其社會、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影響。不同時代的「新媒介」都為將「媒介」構造為正當的社會學論題提供了「論述機會」，無論是二戰前後大眾傳播的發展和相應的社會焦慮，1960年代的激進政治與電視的影響，還是1990中期以後互聯網以及其他傳播科技的崛起，莫不如此。概言之，媒介社會學在不同的歷史場景（不同形態/類型的媒介技術、與之相應的媒介組織形態/類型和運作、嵌入社會結構和過程的方式等）之下，圍繞不同的問題而展開，在某些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上有繼承或關聯，但更多是「應時而生」，其內涵和外延（邊界）的表述因而也就有所不同。其結果是，三套知識譜系在「議題」層面多有斷裂，但在話語實踐層面則具有一脈相承之處。正是經由這些話語實踐，媒介社會學者才在十字路口或中間地帶，拓展出了知識與制度上的空間。

跨越半個世紀的邊界工作之變化，與社會學的發展、傳播學的學科化進程，以及社會學與傳播學學科互動場域的結構有著很大的關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傳播學的學科化程度較低，因此坦斯多與吉特林可毫無顧慮地運用「媒介社會學」來指涉大眾傳播研究的基本領域和主導範式。而在當代情境下，傳播學已高度學科化，韋斯伯等研究者便不得不更明確地界定媒介社會學的邊界與內涵，以便與傳播學門牆內的相關領域劃清界限。此外，傳播學的學科化也令多樣化的身份認同成為可能。在三套譜系中，前兩套譜系的研究者們大體上認同社會學家的身份，只有在當代情境下，才創造出了多元身份認同的可能性，也讓研究者自認有必要論述媒介社會學的知識貢獻和學術場域位置，而塔克曼這一代社會學家則根本不曾努力建立或捍衛一個專門的「媒介社會學」。在此過程中，媒介社會學者致力於論證「媒介」的「社會學」重要性，這固然有助於建構媒介社會學的正當性，卻也再生產了傳播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強弱關係，限制了該領域的跨學科想像。至於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傳播學與其他學科的總體互動邏輯，尚需透過更多個案分析予以考察。不過，本文發展的分析視角，概括的具體的邊界工作路徑，也可用於對其他交叉領域或者跨學科領域的研究當中。

最後，本文雖無意於為媒介社會學擘劃一個更清晰明確的疆域，但上述發現對媒介社會學乃至傳播學的發展卻不失某些參照意義。首先，在媒介社會學內部，似乎需要在「媒介」這一共同的問題域之外，找到更多將群島的各島聯繫起來的「學術」通道。其次，在三種話語實踐中，前兩種是在謀求社會學主流或傳播學主流的認可，而最後一種儘管帶有特定時空環境的烙印，卻為建設一種內核更加清晰連貫的媒介社會學，提供了想像的空間與可能性。最後，既然媒介社會學處於社會學與傳播學的學科互動場域當中，進一步的邊界工作便可更多聚焦於媒介社會學如何更好地充當這兩個學科之間的橋樑。儘管社會學與傳播學一強一弱，這種轉譯仍然應該是雙向的：一方面聚焦社會學曾經或者可以對傳播研究做出什麼貢獻；另一方面，在「媒介」作為獨立的社會學議題之外，也將「媒介化」進程帶入一般的社會學問題意識。

作者：

李紅濤，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黃順銘，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通訊作者）

李紅濤、黃順銘（2020）:《從「十字路口」到「中間地帶」——英美媒介社會學的邊界工作與正當性建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4期，第39-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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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麥奎爾本人於2017年逝世，2020年版的《麥奎爾媒介與大眾傳播理論》由馬克·德爾茲（Mark Deuze）在麥奎爾原著的基礎上再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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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指她在自己的研究中運用的現象學社會學、社會建構論、常人方法學、框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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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這一概括來自潘忠黨教授的建議，特此感謝。

WordPress獲取頁面ID、名稱列表函數：get_page_hierarchy

WordPress函數get_page_hierarchy以頁面ID為鍵，名稱為值返回頁面列表數組。

函數參數

$pages

數組

頁面列表對象，用get_pages()函數獲取

$page_id

整數，默認值：0

父頁面ID，僅返回指定ID頁面的子頁面。

函數返回值

函數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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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age_hierarchy()函數位於：wp-includes/po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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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_traverse_name()
• get_pages()
• get_children()